南国渔村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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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历经风霜的脸上，我隐约可以感到那些出海日子里的艰辛和不寻常，也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他们在风浪里历练出的豁达和坚韧

崇武，泉州惠安县下面的一个古镇，除了来时一路上密集得近乎奢侈的街头石雕，看上去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和我熟悉的北京郊县的、重庆的小县城没什么两样：一两条主要的街道成为镇上最繁华的地方，沿街商铺林立，或新或旧的建筑挤挤挨挨，即使有些历史的老房子，也在近乎清一色的水泥加瓷砖的建筑群中显得落寞；一个不算太大的广场成为当地人休闲和文化娱乐的中心，有下棋的人，有跳交谊舞的人，有小贩在那里放了几个会唱歌的动物车，等着孩子坐在上面乐个不停，有烧烤的小摊冒着烟也四溢着诱人的香味。这样的一个县城景象，扑面而来浓浓的市井味虽觉亲切，却好像与我寻了迢迢路、揣了满怀热切寻访的海边古镇有些距离。

自然，它的特别还在别处。

随便叫上一辆摩的，3元钱，不过十分钟的工夫，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让你疑惑自己是不是刚从那个毫不出奇的镇中心走来。即使是有备而来，这蓝得如水洗般的大海，沿岸大大小小的渔船，挎着鱼篓从长堤上走来的娇小女子，还是让我觉得意外。

这才是大乍，一个十足的南中国的小渔村，一个生养着惠安女的地方。

夜色正悄然从海面上爬过来，晚归的渔人的模样更模糊了，伸向大海的长堤也隐去了轮廓，灯火在船上和岸上星星点点地亮起来。

越来越清晰的是潮声，像大海的呼吸，一下一下地，从大海的深处传过来。

大乍是没有旅店可投宿的，尽管我原想听着海浪声入眠，最后还是在夜色中等了老半天摩的，怅怅然回到镇上落脚。

与惠安女的谋面，只有留待明天了。

惠安女风情画

说起惠安女，人们总会说起她们的勤劳贤惠。

惠安地处沿海，石料资源丰富，青壮年男子大多外出捕鱼打石，女人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和原本是男人干的活，她们开公路、修水利、补渔网、敬公婆、教子女，成了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上世纪五十年代，惠安女曾以“半边天”之力修建了一座大水库；到了六十年代，8名惠安女告别家庭，跨海开发大竹岛，又传为佳话。

惠安女的名声在外，源于她们吃苦耐劳的生活方式，也源于她们保留至今的独特服饰。

虽身为汉族，惠安女的着装却迥异于其他汉族聚居区，早在来大乍前，就听福建人说惠安女的服饰被戏称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她们的典型装束为头戴黄漆斗笠，包花头巾，穿紧身小衣，衣长仅及脐位，裤子多为黑色，裤筒甚为宽大，腰部扎有红、蓝色塑料丝裤带或银裤链。同是惠安女，大乍、山霞和小乍、净峰地区的服饰，在细节上也有不一样。不管怎样，她们小衣宽裤、花头巾的典型装束，在我第二天再来大乍的途中，就得到了证实。

渔村的模样，在白天才渐渐真切起来。

这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除了一条散落着市场、小店的大道，其它就是房屋之间自然形成的小巷，即便是这样的小巷在村里也只数得出几条来。

大道的路口处，两个身着黑色衣裤的惠安女正在制蜂窝煤。她们用长长的铁制工具往煤堆里用力一戳，再往地上一放就是一个蜂窝煤了。看来她们早起来了，因为地面上做好的煤已铺了两大片。

从道旁的一个门廊走进去，原来是一座寺庙，庙前的大院里有几个上了岁数的惠安女在聊天。她们的衣着倒比年轻人更鲜艳，梳着齐整利落的发型，一些穿珠带花的头饰也颇为惹眼。老人们说的闽南语在我听来是一头雾水，不过连比带划的手势后，一位老婆婆高兴地让我为她拍照。庙里两个年轻女子正在添香求佛，一脸的虔诚，也许是在为出海的家人祈求平安。我悄悄收起相机，惟恐惊扰了她们。

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在农贸市场里，我才看到了一幅生动的惠安女风情画。卖荔枝、卖蔬菜的摊主都是穿着光鲜的年轻女子，浅色的紧身上衣，黑色的宽裤，花头巾包头。一个卖肉摊前，五六个惠安女围了一排，个个头巾的花色都不同，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和摊主讨价还价，阳光透过大大的窗户落到她们脸上，因了她们，觉得整个市场里的空气都活了，也流光溢彩起来。市场门口，两个戴着黄色斗笠，挑着海鲜的女子刚把担子放下，便围上了不少人。尽管村里人几乎都是渔民，但每天清晨从海上打来的最新鲜的海味放在这里，并不缺少买主。担子里的东西哗啦一下倒进一个大盆里，虾、蟹、蚌，和那些我叫不出名的形态各异的海鱼挤在一起，一问，活蹦乱跳的大虾才四块多钱一斤，真是让我大跌眼镜。瞧，吃海鲜还是得来这样的地方才是！

在渔村里兜了一圈，果然见得做买卖的，或是干着体力活的，多是女人。如今渔民的生活好了，家底富足些的渔民都盖了三四层的小洋房，而房子里的女主人虽少做体力活，家务却是一手包揽的。对惠安女来讲，勤劳的天性已经像血液一样溶进了她们的生命中，无论穷富贵贱，无论过去或现在，都难以淡去。

休渔的日子

正是休渔的日子。大大小小的船停在港里，渔民们却没有闲下来，而是忙着整理渔具，或是修缮渔船。

村里的人祖辈以打渔为生，几乎家家都有船，没船的人家也多要上船给别人打工。港里的大船停了有二十多条，这样的一条船要二三十万，家境好些的人家才买得起，而更多的是几万元一条的小船。

岸边一条蓝色的大船上，几个小伙子正忙着给船上新漆，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在忙前忙后地招呼着。一问，他就是船老大，他说自己每次都要亲自出海，雇了七八个人，一大半都是从安徽、贵州来的外地人。小陈来自贵州的山区，来这里前，他从没见过海。他说第一次出海时吐得一塌糊涂，但很快就适应了，倒是现在因休渔期而呆在岸上的日子让他觉得难受。和他说话时，他一直蹲在岸边的石条上，望着远处的大海，目光坚定。不知道出海的经历，在这个山里人身上会烙下怎样的印迹，只是，又一个人的生活和大海联系在了一起。小陈每次出海，除了可拿到每天80元的报酬外，还可以以极少的比例从每次出海的总收入中得到提成，也因为这，他们在船上总是卖命干活。

大乍的女人从来不出海，没想到在这条船上却遇到了在这里唯一出海的女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显然是海风和日晒的影响，她的脸庞黑里透红却很健康，个子不矮却很瘦，难以想象眼前这个瘦弱的身子也能跟着男人们出海，经历那些船上的风吹雨淋。她一说话就看得出是个爽快而乐观的人，“我在船上就负责做饭，习惯就好了，也没什么太累的。在海上一走就是七八天，碰到男人们开玩笑，你一开始就不理，他们也就不来惹你了。”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从四川来，也在船上给人打工，尽管出了多次海，也没有和丈夫在一条船上碰到过。她说船老大对她不错，这不，休渔的时候，还让她也来帮忙给船上漆，这样的活儿，一天可拿到50元。

海湾里停泊的船，不仅有村里的，还有外地的。林乐就是从厦门来的，他指着近处几条船身有些斑驳的小船说：“看，这几条船就是我们的，没钱，买不起大船。”和他坐在礁石上聊天的几个船主都不是大乍人，只是因为这几天的台风，他们才在这里停泊下来。因为家里穷，林乐从13岁就打渔，到现在30出头了，尽管经济状况好了不少，可媳妇还没着落。像他们这样的年轻渔民已不再听命于媒约之言，可长年累月的出海生活又限制了他们自由恋爱的机会。每次出海，不是一周就是几个月。因为船小，不能到远海，即使这样，他们也北上到过接近日本海的地方，而因为避台风或不小心越水域打渔到了台湾的事也并不少见。林乐说台湾的渔民对他们都很好，可要是被执法部门抓住，就会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关上一阵再放你回来，他自己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了。旁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渔人接过话茬，说他有一次在那边被关了一个月，人和船最后都回来了，可心疼的是耽搁了打渔的好时间。

这些我听来恍如天方夜潭般的海上经历，在他们道来却是平常得可以。只是，在他们历经风霜的脸上，我隐约可以感到那些出海日子里的艰辛和不寻常，也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他们在风浪里历练出的豁达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