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活着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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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头发，它没有断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1996年，北京

在排练话剧《活着》的时候，孟京辉和主创们反复探讨着同一个问题：“家珍到底爱福贵什么？”也许，对于福贵和家珍来说，不是爱情让他们成为夫妻，而是衰老让他们成为夫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在流淌，日子在过，人在活着，仅此而已。

四年前，在意大利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是安莎社驻北京记者的家里，孟京辉第一次和余华谈到把他的小说改编成话剧。当时孟京辉想做《许三观卖血记》，但是余华考虑到卖血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这么多年来各方对《活着》的接受尺度已经放宽很多，建议孟京辉先做《活着》。

第一次看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余华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小说，后来看得次数太多了，他渐渐产生了另外的想法：改编没有对与错，人们常因为对一样事物太熟悉而把陌生的定义为错。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

余华比张艺谋小 10岁，“”开始的时候，余华才七八岁，而张艺谋已经十七八岁了。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对“”的感受与一个成年人对“”的感受，所以在小说中，“”仅仅是个背景，但是到了电影里边，它就变得不是背景而是场景了。

孟京辉说“余华小说的力量太强大了，他骨子里是个很先锋的作家”。而同为“先锋派五虎将”之一的马原，和余华相识二十余年，“有着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交情”。马原说自己最喜欢的长篇小说有两部，一部是《活着》，一部是《废都》。“所有不该死的全死了，只剩一个福贵，福贵是里面惟一一个不该活着的人，却活下来了。福贵的命运没有一点可歌可泣，但是非常奇怪，真正可歌可泣的生命你不一定记得住，反而是不那么可歌可泣的生命很容易让你记住。”马原说。

当年看完电影《活着》之后，马原给余华打了个电话，说：“这么好的小说，拍糟践了。”余华却从不否认张艺谋对他的帮助，或者我们可以说是，电影对文学的帮助。1995年，余华去拜访出版《活着》的法国出版社编辑，那时候《活着》在法国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当时余华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就问那个编辑：“你们有没有可能出版我的下一本书？”得到的回答是：“你的下一本书会拍成电影吗？”

窄如手掌，宽若大地

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余华《活着》日文版自序，2002年，北京

20年前在写《活着》的时候，余华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虽然此前《收获》已经发表了他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写完了《活着》以后，余华心里还是完全没有底，因为这次的风格完全变化了。

余华至今还记得，他从嘉兴带着《活着》的初稿来到上海，在所住的华师大招待所外面的电话亭，编辑陈永兴给当时还是《收获》副主编的李小林打了一个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面讨论《活着》这部小说的时候，余华就忐忑不安地站在旁边，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这部作品比较写实啊”之类，后来他隐约听到电话那边李小林的语气变了。随后，陈永兴挂了电话。余华担心地问：“李小林喜欢不喜欢？你们会不会发表？”陈永兴说：“他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肯定要发表。”余华这才放了心。

如果没有《活着》，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包括 2009年在国外出版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许都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活着》是一个前提，就像是一个火车头一样拉着它们往前走”。当年写完《兄弟》，余华以为《兄弟》可能超过《活着》，结果两年以后，《兄弟》就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伍了。余华说，现在他想再写像《活着》这样受欢迎的书，已经不可能了。20年过去了，《活着》越卖越好，现在一年还能够印近 20万册，他觉得根本不能想象。海外市场同样给予《活着》高度的评价。在美国，黑人读者比白人读者更容易接受余华的作品，也许是因为黑人在美国的苦难历史，让他们更容易理解福贵的苦难。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余华连续写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多年来一直被赞誉包围着的三部作品，此后的小说写作却戛然而止。

那会儿，一个朋友去《读书》当主编，向余华约一篇随笔，他就写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结果听到一片好评。“人都很脆弱，当周围一片赞扬之声的时候，你就越做越来劲了，结果一干就干了四年。” 中间的这段时间余华的写作和生活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他觉得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么安静的写作状态，到了 90年代末和现在，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写《活着》的时候，余华家里连电话都没有。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家里装了电话，可是那会儿装电话很难，没多少人家里有电话，几个月都不见得有人打给他。那时候，经常隔一个礼拜给他打一次电话的是潘凯雄。潘凯雄跟余华说，就是因为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所以我来给你打，省得你很寂寞。结果两人就是为了说这么一两句话。

1999年，余华觉得应该趁自己还年轻多写几部小说，等到了晚年再写随笔。2000年他重新开始写小说，却突然发现思维受到了随笔的很大影响，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他忘了写小说的经验，找不到感觉了。他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以前的作品，余华经常会很羡慕自己那个时候的才华。人就是这样，当你获得了经验的时候，往往已经开始老了；当你开始明白该怎么做的时候，却已经没有能力去做了。余华突然间觉得自己衰老了，记忆力、创作力都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