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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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并不比任何人勇敢的女子,乳癌下重建信心,好好活下来。这是一部以文学手法缜密撰写的关于乳癌,以及医疗自救的奇书。叙事者以病人的身份,打破禁忌,剖析自己染患乳癌的现实,描写治疗的过程,病后的种种反省,朋友的关怀支援。

清晨六点多,通往海滨泳池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午后阳光炽热的景况完全相反。天气渐渐凉了,这么早,谁去游泳呢?这个时候,我坐进计程车,对司机先生说:上大环山泳池。这么早去游泳么?司机问,我说不,只是去体操,因为泳池的旁边就是海滨运动场。这条路我是熟悉的,早两个月还一个星期走过两三次,背着一个书包,里面放着泳衣。但现在我两手空空,没带任何提袋,口袋里只塞了钱包和门匙。

九月以来,我没有再去游泳了,心里一直惦念着泳池的梯级和救生员的大阳伞,可是我如今无法游泳,甚至连淋浴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从医院出来,胸前还贴着胶布,肋侧的背面部分一直肿得厚厚的,仿佛一块巨大的橡皮糖。做过手术,医生对我的忠告是必需移动手臂,我连躺在床上时,手臂也像钟摆一般摆动,并且向护士多讨一个枕头,垫在臂侧,把手臂的位置抬高。

《诗经》第一首《关雎》里那个男子,思念窈窕淑女,认为是自己的好配偶,晚上睡不着,辗转反侧,大概是很痛苦。但我觉得他比我舒服多了,能够辗转反侧原来是福气,至少整个身体还由得你自由辗来转去。做过手术后,我并不能够辗转反侧,躯体只能直直地躺着,要转吗,可以略略转向左,右边是不能转过去的,那个部位又厚,而且完全没有知觉,仿佛医生在我背后绑了一块猪肉。七号病床的妇人,服了一粒治理胆脏的药,医生嘱咐她躺在床上两个小时不能转动,这才真是苦刑,她躺了一个钟头就诉苦。唉,多么羡慕能辗转反侧的人。

泳池旁边的运动场一早就有不少人在里面做体操,运动场树木不多,可是因为濒海,空气特别清新,地方也宽广,既有大足球场,两个篮球场,还设有石凳石桌的休憩园地,沿海是一条长廊,人们就在那里散步、做早操。这运动场和别的运动场可有些不同,因为在海边,所以多了一群游泳健将,他们不论春夏秋冬,都到这里来游泳。在海里游泳当然比泳池海阔天空,海水也没有池水的化学药味。

我总在海边看人们游泳,看他们游到很远的地方,爬上礁石,或者停靠在附近伸出海去的小码头梯级上。我看看他们有的跑到更衣室取水,挽来一桶水跑过足球场,到海边冲洗身体。他们总是说不冷不冷,观看的人却觉得早上的风很清凉。男子当然不穿泳衣,穿的是泳裤,如果患过乳腺癌的男子,做过手术,胸前一条长疤痕,会不会穿件二十年代的全身泳衣?说不定会掀起怀旧的时装新潮。海泳健将中也有女子,穿着紧身的泳衣,整个人伶俐健康,令我十分羡慕。那泳衣底下的躯体是完好无瑕的吧,没有缺憾、没有瘢痕,这样的幸福也许是她自己不为意的。女子的泳衣是一丛密集的花朵,由许多颜色汇聚,用淡水冲身之后,她只用毛巾揩抹湿肢,穿上运动衣,提着空水桶离去。回家之后,她当然会脱下泳衣,换过别的衣衫。我呢?如今穿上一件永远不用脱下的奇异新衣,很波普艺术味道,大概是达利那样的画家设计的,裁缝当然是外科医生了。

从医院出来,我的精神一直很好,仿佛没有做过手术一般,别人说做过手术的伤口痛,晚上无法入眠,我却完全没有这种病征,从进医院到出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起初自己也以为要挨苦,哪知没有。在我人生过往的历程中,受过的最大的躯体痛楚,只是青少年时拔掉一颗不按秩序胡乱生长的叠牙,和几次吃错东西拉肚子。做手术而不用挨苦,那么我是非常幸运的人。痛苦没有,做过手术,有的只是不方便,比如洗澡时右手无法弯到背后,睡眠时不能转到患病的一侧。其他方面一点没变,我仍可以逛街散步看书吃东西,当然,精神状态毕竟不一样了,我是一个癌症病人哪,表面看看健康,说不准什么地方有毛病哩。这样想想,的确令人沮丧,而且还要面对那使许多人心惊胆战的放射治疗,心里也有点畏惧。

从医院出来,我好像从病床上捡到了自己的身体带了回家,这躯体如今该由我来打理了,而以前,我的确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有躯体的。虽然看了一些书,书本着重的是叫我们如何关心自己的灵魂,结果,躯体给完全搁置在一边,而灵魂显然并无寸进,躯体则在暗地里败坏了。躯体是很奇怪的,它不发生问题,不给你那么地痛一下,不给你若干刺激,你根本不注意它。啊,我有一个躯体,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长了肿瘤?癌症的成因众多,有的是环境污染引致,有的是遗传因子的缘故,有的是食物中的毒质造成。环境是我无法控制的,这得靠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努力;遗传因子也不是我能力的范围,如果我的父母先辈有那样的因子,我只能认命。事实上,我的外祖母、祖母、母亲,都没有乳腺癌的记录,祖母患子宫瘤而死,会是癌么?数十年前的事,已不可稽考。我的表姊妹们都没有癌症,大概遗传因子的影响不大。

那么,该是食物了。对,我看是食物使我致癌。我当然知道饮食影响健康,所以,我不喝酒、咖啡,不吸烟,也不喝汽水。煎炒油炸的食物我也一概避免。既然这样,怎么又长肿瘤了?我想我找到一个原因,我喜欢甜食。我最爱吃甜品了,家里过年过节的巧克力、糖莲子、八宝饭,都是我吃得最多;什么人生日,那生日蛋糕结果由我一人独自包办;出外吃自助餐,别的吃很少,蛋糕吃一大堆;平日吃的甜品还要多,近年不用出外工作,在家里空闲时就吃红豆粥、糯米糕、芝麻糊、豆腐花。吃得我胖胖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糖人,每次聚餐,留我双份糖水;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请我喝茶,说是知道我喜甜食,硬要我吃蛋糕。唉,吃什么就变什么啦,我吃那么多甜食,那些要命的糖和脂肪,聚积成为肿瘤了。

当然,世界上爱吃甜食的人极多,每年每月,德国人、美国人吃掉那么多巧克力和冰淇淋,可不是每个人都得乳腺癌,这,还得配合个人的年龄和生活历程。而我,刚好到了发病的年龄,并且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子女,没有哺育过婴儿,体内的激素正巧到了不平衡的阶段,再加上那么些甜食,岂不使癌细胞乐不可支?歌德是这么说的吧: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就得为自己的面貌负责。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当然也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从医院出来,我努力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甜食戒掉了。

朋友们劝我学太极,因为我暂时无法游泳,平日散散步算不上有氧运动。我上市政局康乐运动处找寻,家里附近的几个公园的太极班都是八月开始的,不适合我,至于海滨运动场恰巧开新班,学费便宜,三个月才四十元学费。但我真正要付的学费远不止此数,因为离家路途稍远,也颇曲折,乘搭公共汽车一段路,还得步行十五分钟,乘搭计程车不过十分钟就到了。师傅是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教的是吴式,比较容易学,马步不必扎得太辛苦。

吴式太极对我来说极适合,小架式,我需要的正是一种并不辛苦剧烈的有氧运动。师傅教得也慢,每次一至二招,练的时候居多。同学一共有二十多人,一起打拳,倒也不错,气氛很好。说是七时开始,到了七点,常常只有那么小猫三四人,然后一个一个到来。

师傅每天点名,总有几个人缺席,有些人缺课多了,看看跟不上,结果干脆不来。

学拳的时间是每次一小时,每周三次,我倒是没有缺课,因为不得不为健康着想,早上还靠闹钟把我唤醒。起初还不肯起床,渐渐地,不用闹钟叫唤自己也会醒来。天蒙蒙亮,我自自然然听见鸟啼,这些鸟是最好的时钟,它们完全随着季节和阳光啼叫,夏天叫得早些,冬天则迟点。如果听不见鸟鸣,准是下雨了。每次练拳,师傅到八点钟就回家了,他也要去上班哩,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邮局里办事,有的同学买邮票时见到他。同学中有几位家庭主妇,不用上班,早上和孩子们一起早起,孩子们上学去了,她们下来学拳,师傅走了大家就留在运动场上,谈谈孩子的功课,和自己的健康。几位家庭主妇学太极,也是为了保健,她们不是腰酸背痛,就是身子衰弱,平日看不少医生,于是大家就谈各种各样的病。至于一位很胖的同学,学拳是为了想减肥,但太极拳并不能减肥,也许她会感到失望。我的感觉却很好,常常上运动场耍拳,精神舒畅极了,留在有树木和花草的海边,吸吸新鲜空气,是我每天早上最好的节目。有时候下雨,不能练拳,反而觉得若有所失,好像哪一天不耍一阵拳,就像没吃饭一样。

休憩花园和海滨长廊的中间,有一座小小的儿童游乐场,里面设有木马、攀爬架和秋千。这么早,小朋友还没到海边来嬉戏,秋千就成为成年人的摇篮了。这是坚实的秋千,能够承担成年人的重量,荡得不高,低低地沿着地面摆动,我坐在上面,看着海水轻轻泛动,远处的轮渡、货船,和对岸的楼宇,在朦胧的曙光中渐渐清晰明亮起来,太阳非常非常的金黄色,浮在楼房中间,光线的匕首还没有放射出来。

昨天晚上的电视片集,又有一个角色患上癌症死去了,这是让角色消逝最容易的方法,既不必演怎么病,也不必仔细描述,只说发现了癌,不久就失踪了事。这次的电视病人角色,是女主角的母亲,片集要让女主角孤零零一人,悲剧丛生,就让那妇人癌掉。其实这已经不错,因为那妇人是善良、慈祥的长者,许多片集里的患癌角色,竟是大毒枭、十恶不赦的奸雄,让他们生癌,仿佛是冥冥中的报应。生病这样的事,竟和风水、因果什么的扯上关系,得病已经很不幸,还得接受这种种精神上的歧视,令人啼笑皆非。

以前也爱荡秋千,坐在秋千上,想的全是童年愉快的情景,仿佛那是舒曼的组曲,可是如今坐在秋千上,想起的却是黑泽明的电影《流芳颂》,想起那个患了末期胃癌的老人,坐在儿童公园的秋千上唱歌。

生命是那么短促

爱吧,姑娘

趁你的朱唇还没褪色

趁你还能爱

因为再也没有明天

黑江町的地方有个臭水沟,孳生蚊蝇,小孩喝了那里的水就患上皮疹,人们要忍受水沟的臭味。于是妇女们到市民科来提意见,希望把臭水沟改建儿童公园和运动场。市民科的询问柜台上不是有一个通告么,上面写着:“本柜台为您而设。您可以通过本柜台和市政厅联系。问询和陈诉均受欢迎。”这当然只是官样文章,市民科的职员叫妇女们上公共工程科去。

到了公共工程科的办公室,科员说这事归园林科管。

到了园林科,说是这似乎与卫生有关。

到了卫生科,叫她们上环境保健科。

环境保健科告诉妇女们得上预防科。

预防科的人一听说蚊子,打发她们上防疫科。

防疫科员拍了一只苍蝇,叫她们上污水科。

污水科说如今那里有一条路通过,要道路科批准。

道路科说,城市规划处的政策未定。

城市规划处说,消防处要收回那地段,因为水源不足。

消防处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不需要脏水。

于是上教育科找儿童福利的官员,说该去找市会议员。

市会议员以其本人名义介绍她们去见市长。

市长说市民如此热心提建议,他很高兴,所以市民科正为此而设立,请她们上市民科去。

患胃癌的老科长正是踢球衙门中的一个球员,二十多年来,要办的事就那么踢来踢去踢掉了,每天好像很忙碌,其实什么事也没办。为了申请一个新的垃圾箱,你写的申请书得足够装满这个垃圾箱。不办事是这个官僚架构生存的规矩。患癌的老科长面对死亡,反而可以打破规矩,他到处奔走;最后,黑江町的臭水沟变成了儿童公园。临死的那晚,就坐公园的秋千上唱歌。电影的原名叫《人生于世》,本地的译名是《流芳颂》。还是原来的名字好,人生于世本该做些对社群有益的事,哪怕是那么一点小事,流芳不流芳,有什么关系?

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己的问题,也总是一种踢球的态度。癌病来了,社会的各个部门在推搪,器官与器官之间在推搪,就是没有一个会反问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承担了又要追问有什么回报。坐在秋千上,我想到了这些;想到该做些什么。还可以捐血给别人么?眼角膜、肾脏,是否适合移植给需要的人?都不会有人敢要吧。有医生曾给病人移植死者的肾脏,死者体内原有癌细胞,但一直没有发病,移植之后,竟在别人体内忽然活跃、繁殖起来。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患了癌症的人,该做些什么?我想,首先该做的还是好好地活着。从十月起,我就成为沙田公立医院肿瘤科的一个档案,上面有我的病历和疗治的过程。这档案可以留做研究的资料:患乳腺癌的病人能活多久,放射治疗的效果如何,什么时候再发病,或者根本不再发病、没有转移、身体健康、药物生效,等等。这样的档案,连同其他病者的一起,可以计算出香港、中国、亚洲地区的乳腺癌发病率、疗效、生存率,供世界癌病协会研究。患癌症的人该努力好好地活着,凡遇禁忌,加以破除;凡遇病患,加以治疗,病人和医生合作,可以给医学界鼓舞,也给其他患癌的人带来希望。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1999年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