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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木缘塔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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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威是西夏西凉府的所在地,是仅次于首都兴庆府的第二大城市,“大夏开基,凉为辅郡”。迄今为止,在武威境内发现的多处西夏遗址、遗物,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西夏木缘塔以其独特的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现珍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关键词]西夏遗址;木缘塔;武威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23-03

1977年,在甘肃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西郊林场(现为西郊公园)发现了两座西夏天庆时期(1194~1201)的墓葬,墓内出土有彩绘木板画、木器、瓷器等珍贵遗物,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墓中随葬的木缘塔,为研究西夏宗教、葬俗、建筑、文化、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一、木缘塔的造型特征

甘肃省武威市发现的两座西夏墓均为小型单室砖墓,墓中随葬有木条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宝瓶、木缘塔、木板画、瓷碗等珍贵文物共40多件。其中,作为葬具的木缘塔就置于墓室正壁二层台的中央。①

两座墓出土有四座木缘塔,均由柏木加工而成,其中仅有一座保存较为完整,另外三座因腐朽而残缺不全。从造型看,四座木缘塔盖顶有八角形和六角形之分,尽管有体量大小的不同,但其制作工艺极其相似。保存较为完整、体量最大的一座木缘塔出土于2号墓中,通高76厘米,分塔座、塔身、塔顶和塔刹四个部分。塔座为四级八角形,表面饰红色;塔身用长34厘米、宽12.5厘米、厚2厘米的八块木板合成,合缝处以长方形四角带钉的铁片固定,上下各一片。木板表面涂深蓝色,上书黄色梵、汉文,塔身顶部另有长12.5厘米、宽3.5厘米、厚2厘米的八块小木板作榫卯,与塔身相连接,表面涂饰红色,上画斗拱图案。塔顶由八块近三角形弯曲的木板组成,骑缝处用同样曲形的木条粘接,每块木板上下部都绘有云气纹,中间用朱红色书写梵文。塔刹底部周围由八块小木板组成围栏,上涂红色。塔刹另制,中心有圆轴与塔顶串连,底座周围绘卷草纹,上有两道相轮。②

二、木缘塔的墨书题记

四座木缘塔均有墨书题记,其中1号墓木缘塔有三处,两处分别写在两座木缘塔的六角形盖内,题记内容为“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娇殖大夏天庆元年正月卅日身殁,夫刘仲达讫”和“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时大夏天庆八年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日百五侵晨葬讫,长男刘元秀请记”,题记后书有一行梵文,汉文音译为“唵嘛呢叭咪吽”,是佛教的六字真言。另一处是写在一块尚未加工成型的木板之上,题记内容为“彭城刘庆寿母李氏殖天庆元年正月卅日讫”。2号墓有一处,写在木缘塔的八角形盖内,题记内容为“故考妣,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据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先生考订,“辰”字应为“申”字之误)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

从四处题记看,1号墓既有男主人死亡的题记,又有女主人死亡的题记;2号墓虽只有男主人身份和死亡、埋葬日期,但开头提到的“故考妣”提及女主人。由此证明两座墓都为夫妻合葬墓,每人各配有一座木缘塔。墓主人都姓刘,族属为汉,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在西夏朝廷任职,刘仲达生前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刘德仁则任职“西经略司都案”。但刘德仁殁于西夏天庆五年(1198),直到天庆七年(1200)才为他建了木缘塔③并随葬于墓中。

题记中提及的“缘塔”和“灵匣”,都应为盛放死者骨灰的葬具。这是因为四处题记都写在木缘塔内的盖子上,这也与全国其他地方出土的西夏时期的火葬墓题记写在骨灰匣上相类似,而且木缘塔体积小,适于装骨灰。当然,也有可能是将骨灰装在匣子里,然后将匣子放入塔内进行埋葬。④

三、木缘塔上的梵字和汉字

除墨书题记外,木缘塔塔表还书写有黄色的梵、汉字。梵语没有固定的文字且种类很多,多为拼音的音节符号。塔表书写的梵字通称“兰查字”,多见于等地的梵文写本、碑铭以及寺院建筑物上。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并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蒋忠新先生,对随葬于2号墓的木缘塔塔表文字篇数、排序以及部分咒文读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订。

塔表汉字通常是梵语咒文的译名,作为标题写在梵语咒文之前,标题以下即是梵语咒文的本文。塔表各表面即为一个书写页,每面从左至右横写十排,前一面第十排最右端的字与下一面第一排最左端的字相衔接。八个面按逆时针方向排列成八棱体。

塔面所显示的五篇梵语咒文的汉译名均位于梵语原文之首,其中《归依三宝》写在一面的开端,其余四个都夹在一面的中间。因此,将《归依三宝》开头的一面确定为八面的首面,而最后一面的“svāhā”作为梵语咒文中常用的结尾词被确定为第五篇咒文的结尾。总之,将八个面首尾的文字衔接起来从文义上可以说通。

塔表个别汉字模糊不清,但经考订基本可以释读或补订。从梵文汉译名来看,塔表八面依次有五篇咒文:《归依三宝》、《圣无量寿一百八名陀罗尼》、《一切如来百字咒》、《药师瑠璃光王佛咒》,《圣日光天母心咒》等。

《归依三宝》(第1~8排),照原格式,以音节符号为单位转写的读法是:

汉语译文是:“敬礼!我归依一切佛。敬礼!我归依一切法。敬礼!我归一切僧。”

《药师瑠璃光王佛咒》,塔表第六面的第3排开始至第七面的第5排结束,共13排,照原格式,以音节符号为单位转写的读法是:

汉语译文是:“唵!南无世尊药师瑠璃光王如来罗汉正等佛!其法如下:唵!祝福药王、某某药王、超药王!”

塔顶梵文文字按顺序排列可确定属于《阿弥陀佛咒》的片段,梵语原文为“om ɑ mi tā bhɑ rīh svā hā”。这是一个常见的梵文咒语。

四、西夏的塔葬习俗

通过文献记载可知,西夏的葬俗包括火葬、天葬、土葬、塔葬等种类,这些葬俗、包含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因素,其中火葬与天葬是古代羌人的葬俗,土葬则源于汉族的葬俗和观念,⑤而塔葬又深受了佛教的影响。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属古羌人的一支,因此其历来就有火葬的习俗,而且火葬的葬具也是多种多样,极具特色,有长方形木棺,八边形或六边形木椽塔和黑釉瓷灵骨瓶等。其中,在武威发现有盖长方形的梯形木棺,盖弧形带把手的梯形木棺,盖弧形、两端镂雕云气纹和弧形纹、底座镂雕壶门的木棺等。据《旧唐书·党项传》和《通典·边防》记载,党项人“死者焚尸,名为火葬”。西夏文宫廷颂诗中有“黑头石城漠水畔,赤面祖坟白河上”的记录。据《文海》可知党项人将尸体火化处理后,还埋葬骨殖,建丘墓或坟地,说明其祖先早有埋葬建坟的习俗。这种习俗已从宁夏银川发掘的西夏皇陵及其附近的陪葬墓和甘肃武威发掘清理的数座西夏墓得到证实。

除武威外,西夏塔葬习俗在内蒙古的黑水城也有发现。黑水城墓地中死者尸骨置于佛塔内的一个台座上,而武威墓地中死者骨灰放置于木缘塔内;黑水城佛塔内发现有大量西夏文献与文物,而武威木缘塔仅有塔表佛经咒语,没有西夏文字。但两处墓葬都属于西夏塔葬则无可质疑。所谓塔葬是先将死者遗体火化处理,然后将其骨殖或骨灰放置于修建好的塔内的一种葬俗。西夏塔葬深受印度佛教葬俗的影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后火焚,其骨灰被分到各地建塔供奉,叫做舍利塔,此后供奉舍利之风渐在印度盛行。《大唐西域记》记载,印度“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塔葬风俗后来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如最早建造于凉州的姑洗塔,就是一座供奉释迦牟尼佛骨的舍利塔。一些外来传教僧人在中国圆寂后通常“依外国法,以火焚尸。”⑥《文献通考·氏族考》记载,天竺人的葬俗是“死者燔骨,取灰建窣堵”,窣堵即塔。

西夏塔葬深受印度佛教葬俗影响,武威两墓木缘塔塔表书写的梵文佛经咒语,目的是为了超度死者的亡灵,希望其灵魂升天。同时,木缘塔计年方法也可能仿照印度葬俗,刘德仁死亡的日期是天庆五年四月十六日,而兴工建塔的日期则在七年四月十五日,这就是说木缘塔是在刘德仁死后两年才建造的,这种计年方法可能也是印度式的。⑦而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印度以正月十六日到第二年正月十五为一年,计月、计季也是如此。除此之外,与木缘塔一起随葬出土的木板画和小木塔等器物经考证也与佛教习俗有关。总之,武威西夏墓塔葬习俗必然受印度葬俗的影响,这与西夏人笃信佛教有一定的联系。

[注 释]

①②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③④⑦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陈炳应:《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⑥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