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彩绘木器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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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典型代表的陶寺文化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8年首次发掘以来，就成为了考古和历史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文化墓地出土的这批彩绘木器，是中原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木器标本。这批木器几乎全部出土于该遗址的大中型墓葬中，其器类、器型和彩绘纹样与商、周漆器不乏相似之处，它的发现不仅将案、俎、盘等许多器物出现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2400-2500年，更为研究中原地区漆木礼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陶寺文化；彩绘木器；随葬礼器

[基金项目] 2012年度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陶寺文化彩绘木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cx13149）。

【中图分类号】F4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237-2

1978年春，山西省襄汾陶寺文化遗址的一处考古工地上，考古工作者们正在清理一处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片遗址的主人是4500年前的古老先民，但考古工作人员在占遗址墓葬大多数的小型墓中只发现了寥寥数件随葬品，而在大中型、特别是在几处王级大墓中的发现并没有令人失望――花纹绚丽别致的陶器，古朴神秘的铜器，粗糙耐用的石器，温润华美的玉器，以及一大批摆放规律、器型丰富的彩绘木器。木器不易保存，耐腐蚀性，存埋在地下四千多年受到墓葬填土的挤压和土壤中碱性物质的腐蚀，大多数木器的胎骨已经腐没于土中，所幸的是在朽灰中仍有一批施彩的木器顽强地保存了下来，颜料清晰，器型尚属完整，较易分辨。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器标本。

我们所见的这批彩绘木器，均为随葬品，据放射性碳元素的研究以及对居住址和墓地的分期，基本可知它们距今已有4200～4500年的历史了。考古工作者们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周密的研究，采用现场灌注石膏取型和套箱法取型等方法，复原修缮了数十件彩绘木器标本，它们作为新石器时一种文化因素，正逐渐向世人展现出了它们真实的面貌，这其中既有家具厨具中的案、俎、“几”、匣，也有盛放器和食器中的豆、勺、斗、盘；既包括饮器和乐器中的觚、杯和鼓，也包括武器、生产工具中的石钺、石铲、石刀等的木手柄、石镞、骨镞的木杆、尖头木棍等，令人惊喜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漆器。这些器型丰富、彩绘独特、用途清晰、放置规律的木器极有可能成为一把解读中华文明的钥匙，解开人们关于后世彩绘漆木礼器的猜想，揭开关于那个文明初现时代逐渐发展成熟的礼制的神秘面纱。

一

大型墓中出土的彩绘木器，器身外壁皆饰以彩绘，底色以红色为主，除一部分单施红彩外，大多数皆辅饰白、黄、黑、蓝、绿等色图案“从彩皮可辨认出器形有鼓、圈足盘、长方平盘、斗、豆、案、俎、匣、‘仓形器’等”。以各种型式的木豆数量最多。

鼓的位置相对固定，为整截树干挖空制成，高100.4，上口直径43，下口直径57cm，外壁饰以红色或赭红底色，用其他色料绘以几何纹、云纹等装饰。

圈足盘，M3015：32，高22，口径63.6，底径33cm，红底白色花纹图案，同出木勺（斗）一件。

木斗，M3015：25，高10，口径9.8，深8，柄长99，柄厚1.6cm，红底白色形纹饰于柄面。出土时置于圈足盘上，应为舀器，而圈足盘则为盛装汤羹的容器。

木豆，木豆出土数量较多，皆施以红彩，M1111：2，形体较大，通高25，盘径57，豆把底径30cm。

“仓形器”，蘑菇伞状顶盖下接一圆柱体，柱身凹形3个各不相同的小洞，满施红彩，用途尚不明确，出土时多附有一把骨匕。

现将彩绘木器特点总结如下：

（一）年代久远，保存不易

陶寺文化彩绘木器是在考古学家们的周密保护和科学发掘中出土的。据碳素年代研究，可明确其相对年代大致在距今4200～4500年前，是中原地球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器标本，其中更发现了最古老的鼍鼓标本以及玉圭的前身“日影游标尺”，木质盘、豆、俎等的发现更为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起源和商周漆器的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研究对象。据高炜先生的研究，陶寺彩绘木器和商周漆器之间似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二）新器型的发现

所见主要的彩绘木器，主要出自屈指可数的王级大墓，其他墓葬出土彩绘木器的为数不多，且种类和数量也极少。“仓形器”整体形状近似秦汉墓中攒尖顶陶仓，出土时在头端左方，与头端右方的高柄豆同出，奇数成组，也是一种重要的器物。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相较，此器物的发现较为罕见，成为陶寺文化彩绘木器的典型异型器代表。它的实际用途尚不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出土位置和精致程度可推断这种“仓形器”也是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

（三）工艺简朴，木质胎骨，髹饰彩绘

胎骨将原木纵解成板材，用锛取平，木鼓腔是用整截树干去皮剜空做成，整体观之，制作工艺较为简单质朴，因年代久远木质腐朽，复原后可在板块之间接合处隐约可见榫卯结构，木俎台面上榫接痕迹相当明显。此处在木棺上还发现了闭口不透直复榫和落槽榫，可知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木工榫接技术。河姆渡遗址建筑构件上曾发现规整企口的木板、带梢钉孔的榫头和燕尾榫等先进榫卯结构。

出土的木器除个别例外，一般皆饰彩绘，其中还有一部分可称之为是真正的漆器。其中一部分单施红彩，还有一部分则用红彩为底，其上饰黄、白、蓝、黑、绿等色彩的组合花纹和图案。“着色所用颜料大多应是天然矿物，如红色大约是用朱砂、赭色用赭石（赤铁矿）、黄色可能用石黄（雄黄），石青、石绿则可能用孔雀石。彩绘纹样以几何纹、云纹、条带纹、回纹为主，“从总体上看，这批彩绘木器比同出的陶器彩绘构图更严谨，纹饰也更加繁缛。无论丛构图或绘画的成熟程度，都可以肯定是专业工匠所为。”

二

陶寺出土的这些彩绘木器皆为随葬品。这些木器，都具有实用与祭祀双重特征，出土时所见其位置相对固定，有一的规律性，似在墓主入葬之前就已有一套成立的祭品祭奠规则，可推知先民们在殓葬死者时从随葬品的材料到种类，从数量多寡到大小形制似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先后有序，有条不紊。木案置于棺前，木觚、木豆、木杯、陶置于案上，或者木匣与案组合放置，“仓形器”三五成组与高柄豆对称放在死者头部右侧，斜立有“V”字形石刀、放有猪排、猪蹄的木俎与陶、陶灶置于棺右后侧。大木盘、木勺置于馆外右侧，木豆、陶豆五七成组置于棺外左侧木案旁。鼍鼓成对与石磬、陶异型器同置于馆外左后端墓角处。

考古学家们发现，在陶寺遗址中，有占80%～90%的小型墓，其余一小部为大、中型墓，而在小型中未见有彩绘木器的踪迹，只有在大、中型墓中才有木器，可见当时彩绘木器作为一种随葬礼器也并非人人可用。为数不多的几只鼍鼓只见于似M3015这样的王级大墓中，几处中型墓可见木案、木俎，其中稍大些的可见个别“仓形器”，鼍鼓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权利象征只出现于大型墓中。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也悬殊巨大，大型墓中随葬的陶器、玉器、铜器、彩绘木器多而有序，奇偶、组合各有规矩，陶器质地温厚纹样精美，玉器别致造型独特，铜器成组丰富多样，墓葬规模又这样浩大，样样皆属王级甲种规制。种种这些都说明了墓主生前必然拥有着异于部落大多数成员的社会地位，权利身份和财富。

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开始发生层次分化，阶级的胚胎里也孕育着等级的萌芽，生产力的进步给部落带来了越来越丰富的剩余产品，部落的实际权利拥有者们渐渐享有了剩余产品的分配、占有、使用的权利。部落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社会中极小一部分人拥有生杀大权、土地分配和使用权、劳动力支配权、他们往往占有多余劳动产品，组织征伐和祈祷，并获得当时社会中器型最精美、质地工艺最精良的食器、祭器和武器。而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只能拥有分内的一小部分食物和器物，几乎没有剩余财富，他们是生存只能依靠部落，从事生产劳动，听从首领指挥，向首领贡献劳动产品。虽然当时并无成文法可循，但我们仍能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中析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使贫富、高下、贵贱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如此判然有别而又井然有序。有关的“规则”，实则是已经并非完全处在萌芽状态的“礼制”。陶寺墓地出土的器物为我们探索古代中原地区礼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这个剧，而彩绘木器的出土于研究构成了我们研究古代礼器与礼制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R].考古，1983，（1）：39.

[2]高炜.陶寺龙山文化木器的初步研究――兼论北方漆器起源问题[A].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中国考古学研究――夏奈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第二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1.

作者简介：刘阳（1988-），女，汉族，山西大同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