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认识自身 丹托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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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瑟・丹托的离去，哲学这扇大门在最近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再一次敞开。我并不惊异于人们对于哲学的兴趣，甚至一直觉得，保持这一点80年代留下的遗产不仅可爱，而且对于艺术中欲望的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哲学成为我们这里思想生产中真正的陪伴者，是进入90年代后的事情。在学院内，愈加专业化和学科化的科研结构，越来越多的在美国、其次是欧洲深造过、或者是至少深受欧美哲学影响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这使得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地参与到我们对自身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认识与反思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世界”中的我们寻求与哲学的连接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因此，真正的问题一直是，这种连接是怎样发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这种连接本身？

正如学者汪晖在那篇写于90年代、但仍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当下思想生产状况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提到的，在知识分子愈加主动地参与到反思中国社会现实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的同时，他们所秉承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所隐秘传承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一直以来难以放下的道德批判姿态，在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和社会生产现实时，显得如此暧昧不清，并且遮盖了社会实践中的创新因素、再生能力，无力回应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忽略“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的可能。1汪晖所警示的，恰恰是思想生产与实践语境的连接方式，以及如何通过反思这种连接而不断再认识思想生产本身的途径。这一点，非常适合挪用在中国的艺术实践者在当下以及历史的语境中如何与哲学发生关系的探讨上。

我们先把话题拉回到丹托身上，如果仔细寻找，他那些充满智慧的洞察中，无处不闪现着对我们当下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讨论的警示和预言。丹托在谈到“艺术终结”的终结时说，只有“当艺术使自身历史内在化时，当它开始处于我们时代而对其历史有了自我意识，因而它对其历史的意识就成为其性质的一部分时”2，终结才是可能的。丹托拿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思考艺术本质的参照，在精神现象学中，处于历史范围内的世界是意识对其自身的一种辩证显现。在所谓的历史时期内，意识的终极目标是在与历史范围内的世界的交锋中，寻求的是一种自身与自身的结合。当意识成为意识本身、即达到绝对性之时，其历史就终结了。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作为一种意识，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正如更高一级的哲学也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一样。他的哲学体系中，艺术乃是使哲学成为可能的一部分。艺术通过自我意识的完全觉醒达到自我同一：这是艺术哲学的最高阶段，因为哲学的本质是反思，艺术哲学在完全反思自身、或者说达到绝对的自我理论化之后，它的使命就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情。也就是说，一旦艺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艺术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就不再具有任何使命可言，由此，哲学替代了艺术，即：艺术终结了。

在我翻译和评注丹托的同时代人、他最看重的竞争者之一汉斯・贝尔廷的著作《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时，我发现丹托的思想一直陪伴在这位第一个提出“艺术史终结”的学者的思考。如果不论两人工作方法论上的差异，最为本质的一点在于，他们都对艺术的“历史意识”有着相同的考量和认识。在谈到丹托时他曾经这样写道：

“1984年，哲学家阿瑟・C・丹托发表了有关艺术史终结的论述，与我的那本主题相同的文集出版时间相近。丹托在论述中将自己的立场与艺术理论联系起来。1989年，在其于Grand Street杂志发表的第二版论述中，他写道，艺术自从自主地提出艺术本质为何物的哲学问题开始，就已经变成一种‘艺术媒介中的哲学’，由此脱离了它的历史。丹托早在其早期出版的一本名为《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的专著中发问过，当艺术现象无法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形式区分开来，而更多地通过哲学方式被定义时，会发生什么。当然就像所有哲学家一样，丹托的论述脱胎于黑格尔，比如他写道：‘艺术走到了终点，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变成了哲学。’从此――我们接着读到――艺术家不必再自己去定义艺术，也从至今为止的艺术史中解放出来，过去他们要在艺术史中证明的东西，现在成了哲学可以做的事情。

我以比较尖锐地方式复述了丹托的一些观点，以求将一个哲学家在其假寐的论点中隐藏的期望揭示出来。但丹托提出的问题已经陪伴了艺术的历史很长时间，也许自人们开始思考艺术以来，这问题就存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种猜测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即艺术的概念可能是一种虚构。若想让虚无缥缈的艺术概念回归实地，就需要把“艺术”作为复数的形式看待，描述它所包含的艺术门类的历史。因此丹托也说道，在一种内在历史的框架中，某种“艺术历史的叙述”意义上的艺术的终结始终可以想象，因为在其体制之外我们无法预知任何事情，而终结之说也就无从谈起。”3

贝尔廷的发问具体所指非常明确：靠现代主义的进步观维持的艺术史本身让艺术的历史成为一种规训过后的叙事。而对丹托而言，这位在思想的幽深处探索的哲人，艺术的历史哲学才是他所考察的焦点所在。这是两种不同的针对艺术的历史意识开展的研究。丹托曾在一篇文章中对贝尔廷的图像学研究大加赞赏，认为他通过呈现艺术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的“艺术”，隐喻了我们今天的艺术在开端时就遭遇的认识自我的使命。4丹托所说的这种艺术的自我焦虑，以艺术认识自身为开始，以哲学终将取代艺术为结束。但他所呈现的，既非艺术之死（丹托仅仅是说，后历史时期的艺术因为使命的终结而不再具有重大的历史性关联）；也非哲学对艺术思考的全面统治。相较而言，后者这种片面的认识，却在我们这里广泛流行，并且演变成为一种潜意识里的判断。

艺术去认识自身，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正在不断被重新定义。观念艺术作为这种认识的重新开始（暂且不论丹托的结论），在提供了一条明晰的历史脉络的同时，也向所谓的非西方世界国家提出了另一个挑战。这一点，其实早已被我们这里的历史书写者所认识。我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在我们周遭，西方的现代性这一压力仍然无法被有效地化解，与此同时，以观念艺术为肇始的新的历史意识也悖论式地成为我们既想继承又很大程度上无力转化为自身的一种实践方式的存在。在这短短三十多年的历史书写中，我们大规模地尝试了从政治变迁和文化演变的角度描述艺术的发生，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建立本土的艺术秩序。但显然，这种尝试是充满矛盾和暧昧性的。我们的这种认识自身的方式是建立在被阅读的基础之上发生的，从拿来主义到逐渐有意识地开始抗拒西方艺术的叙事方式，这一过程中，就像中国思想界所遭遇的问题一样，我们无法真正消解西方/中国的二元模式。历史这个词汇，在我们这里内含有多重的、矛盾的指向，不同程度地寄付在各个层面的现实、思考和实践之上。在不同的语境中，历史身上总是交织着各种地缘的和时态的叙述，这种状况，恰恰是我们自身的历史现实：无论是西方现代的历史、西方艺术史的历史或者西方的“艺术历史”，还是我们自身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历史，我们的焦虑始终在于，如何描述或者构造我们自身与所有这些历史叙述的关联。

如果说建立这样的“历史关联”无疑是我们反思和实践的最大任务，是我们认识自身最本质的途径，迫切需要考察的是，为什么迄今为止这种关联在今天看来是断裂甚至是失效的。问题的症结也许正在于汪晖所说的思想生产与语境的关系。在我们的历史里，大量的问题都是在普遍意义上被提及的。从自我教育的角度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认识“新”事物到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的积累。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更新速度快得难以想象，而重复以获得权力为诉求的叙事也不断在发生。显然，“新”对我们来说从来不算“新”，而从普遍意义上论述一个新事物已经足够推动“前进”的步伐。这种粗糙和暴力的进步史和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讨论是重合的：哲学焦点的更新在我们这里同步，甚至超前于艺术史叙事和艺术话语的更新速度，哲学被抽象化为一种立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像所有现代以来的时代和地区中的艺术实践者一样，我们始终要在艺术中回答“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在去殖民化的想象中，我们的症结更多集中在意识形态而非艺术系统之上。现实是，我们总体的工作质量仍然无法比拟西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与西方是异质的，是替代性的叙事。西方的、包括俄罗斯的前卫艺术者，曾经把摧毁艺术系统和制度视为己任，这是他们与自身历史连接的方式。我们其实仍然继承了同样的工作，也必须针对自身的历史意识去说话。通过艺术史、艺术市场和艺术体制的建立去塑造一个可以被认同和自我消化的艺术系统，并不能从本质上帮助我们进入真正认识自我的途径，恰恰相反，最近十年带给我们的经验正是这种塑造的失败所造成的我们与历史之间严重的断裂，市场轻描淡写般的注意力转移造就了这一惨重的历史叙述的失败。

这正是我们的理论书写所真正面临的任务，不是去重复普遍化的哲学讨论，也不是去从哲学中寻找答案，而是在与我们自身“历史意识”的对话中寻求一种更加真实和具体的、“当代的”表述方式。与艺术实践相比较，这种理论书写同样具有重大的创造性。批评家和理论家依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曾写道：“‘当代性’是[…]一种对接（Conjunction）。对我们而言，当代性的意思是：在当下，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迫切的问题，一种至关重要的流通，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种行动的现实性――它是我们周围那些正在变得松散的框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比以往更加自如的活动，能采用和部署一系列理论、方法或者行动上的修辞及操作模式，栖身于那些本来并不欢迎你的地方，或者，更重要的，栖身于那些我们原先并不知道如何有创造力地去栖息的地方。”5

也许，阿瑟・丹托的离开对我们而言可以成为一个事件。与贝尔廷一样，他不仅预言了当代艺术的制度、潮流和理论趋势，也可以真切地让我们体会到认识自己所必需的历史意识。他用哲学的语言，再次提醒了那些习惯性地栖身于哲学的避难所的人们：认识你自己。

注释：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于《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97页。

2.Arthur Danto，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3. 3.Hans Belting， 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 Eine Revision nach ZehnJahren， Verlag C.H.Beck， 1995， p. 29.

4.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5.参见：Irit Rogoff，academy as potentiality， in A.C.D.E.M.Y， Angelica Nollert and IritRogoff （editor）， Frankfurt： Revolver， 2006； 线上阅读：http：// /node/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