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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对许多家庭的挑战,因为它往往是教育的一个最薄弱环节”
9月,秋风乍起,天空飘落着细密的雨丝。下午3点,上海普陀区一所小学的门口挤满了前来接孩子的家长,色彩斑斓的雨伞热闹地相互碰撞着。当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校门,总有年轻的父母或白发苍苍的祖父母接过他们的书包,背在自己肩上。对他们而言,9月开学意味着生活又回到了常态。炎热的夏天过去了,恼人的暑假也终于过去了。
不知从何时起,中小学生的暑假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面对两个月的漫长时光,父母和孩子似乎都有些不知所措。年复一年,人们讨论着“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但年复一年,暑假依旧令人茫然,甚至越来越畸形。有人干脆说,不如取消暑假,让孩子继续呆在学校,既令人安心,又不至于浪费时间。
“暑假是对许多家庭的挑战,因为它往往是教育的一个最薄弱环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真想每天和爸爸吵一架”
学乐器、学画画、学游泳、学英语、学奥数、学作文……在记者调查的小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学习班。小学三年级的钱之杰,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不比平时读书轻松多少。他母亲有些心疼地告诉记者,小小年纪的钱之杰并不爱笑,总是习惯性地皱着眉头。
疲惫、烦躁、无奈……当孩子们还没能熟练运用这些词汇时,就已深刻体验到了它们所代表的情绪。苏州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的语文教师柳永忠说,当自己摸着一个10岁孩子的头问他暑假累不累时,他斜了一眼爸爸,轻轻地说:“真想每天和爸爸吵一架。”
中学生们则背负着更为沉重的学业压力。尽管教委已明令禁止学校在暑期开班补课,但父母们仍想方设法地为孩子寻找家教。一些声名在外的中学教师,每到假期家中都访客不断,全是前来补习的学生。很多孩子一进中学便放弃了小学时学的琴棋书画,专心致志投身于补课班、习题集的大海。苦虽苦,但15岁的小黄同学对记者说,在她就读的学校里,很少有人会对这样的生活发出抱怨。大家早已认同了老师和家长们日日教导的“真理”:“现在快乐,将来吃苦;今天努力,日后受益”。
不需要家长督促,用功的孩子就主动为自己选择了暑期学习班。上海新东方学校的教室门口贴着“12岁学生考出中级口译证书”的宣传材料,尽管该证书对于12岁的孩子而言并没有丝毫实用价值,但孩子们还是在这股“精神”的激励下向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高峰迈进。高级口译班的教室里也随处可见稚气未脱的脸庞,今年高三刚毕业的李琳把宝贵的轻松暑假献给了高强度的英语学习,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下午顶着3点钟的烈日回家,她笑道,这是高三生活养成的“惯性”。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所长杨雄教授指出,目前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暑假过后孩子的体重普遍有所增加,严重的甚至可以增加几十斤。“几乎大半的孩子认为暑假很无聊。除了做功课之外,他们就一味地睡懒觉,吃零食,打游戏,看电视。暑假过得很没意义。”
“外面没地方玩,独生子女的父母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希望孩子出去玩。这就导致了现在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变成了‘三独子女’:独门、独户、独养。”杨雄说。
孤独、封闭,这些经常被用来描述独生子女的词汇,在暑假的图景中得到了最生动的验证。13岁的男孩宋楷每天被妈妈锁在家里,因为怕他出去闯祸,或是遭遇不测。但即使关在家里,父母也难以放心。宋楷说,妈妈总有千奇百怪的担忧。煤气会不会泄漏?微波炉会不会爆炸?这些在他看来几近可笑的问题,却使得妈妈每天打几个电话回来“监控”他。每天做完作业,上完补习班,他便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上网,打游戏。在虚幻的世界里,他是自己的主宰。而在他身后,是整整一代中国少年倦怠而寂寞的身影。正如孙云晓所指出的,如今的孩子已变得非常复杂,父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很多问题不可控制。
小棋子,大棋盘
“实际上一个孩子的暑假,一个孩子的课堂生活,甚至一个孩子的童年生活,都只是一个大的棋盘里的小棋子而已。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脱离它的大背景,脱离整个中国教育的状态。”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十年前梅子涵发表过一篇散文,名叫《玩的暑假》。文章带着几分炫耀,怀着对女儿这一代“80后”孩子深深的同情与无奈,记叙了自己在几十年前享受过的“纯玩暑假”,并呼吁“玩是孩子的天性”。但十年过去,“90后”孩子们的暑假并没有发生任何改观。
“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考试,也有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分别,也有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分别。不可否认如今有一些客观现实的因素,但这些现实原因就非得导致如今的童年状况吗?非要把孩子的快乐童年,甚至只是快乐的暑假都剥夺掉吗?这个剥夺的结果是否就一定意味着能考到好的学校呢?如果孩子能享受一下他应该享受的暑假寒假,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学习不好呢?”在连珠炮似的发问之后,梅子涵说:“即使从学习和教育的科学角度来讲,都不是这样。我认为,这里面有成年人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大部分家长都无法做到独立行事,很容易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人云亦云。”
“这是一种‘童年恐慌’。”孙云晓说,“近年来的全国儿童调查数据表明,与学习有关的压力是儿童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且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这严重扭曲了儿童的学习动机和人格发展,使儿童失去快乐,童年过于短暂。”
“其实,这种情况是大家都很担忧的。包括很多成年人,他们一方面帮孩子把暑假安排得满满的,变本加厉地复习补课,另一方面,心里也是充满担忧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梅子涵说。
杨雄也认为,社会背景及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背景导致这一代青少年没有欢乐的童年,没有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这也是使得很多孩子厌学,甚至出现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也许他们也考进大学了,走向社会了,但在记忆中缺少轻松的、和谐的、欢乐的童年。这可能对他们一生来说都是一个缺憾。”
与大多数父母不同,柳永忠老师为儿子选择了一种轻松的暑假生活:除了完成学校发的《过好暑假》,还有两个任务第一,学会游泳,第二,看两部名著。多出的时间可以回乡下老家和爷爷去地里学干活。暑假的一天,他与两位同学相约,分别带上全家去穹窿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汽车停在牛山腰,需要自己往上攀登了,三个孩子走在前面,我听到儿子的声音最响,他不停地向两位小伙伴介绍着沿路的各种野生植物,有时还摘下小野果给他们品尝,到了孙武苑,还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孙武及《孙子兵法》。玩过孙武苑再往上爬,山路就陡了。其他孩子的小脸蛋通红,衣衫也汗湿了,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儿子虽也累了,
可游兴正浓,不断地给小伙伴鼓劲。‘小钢琴手’希希说脚底起泡坚决不走了,‘奥英’班的佳佳也说腿沉得迈不开步子了。我们让三位妈妈陪孩子先下山。我儿子坚决不肯,执意继续和我们一起往上爬。我的两个同学直夸我儿子‘真行’。”
这次游玩令柳永忠感触颇多,回家后,在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博客上,他写下了这件事以及这样一段话:“引导孩子和谐发展,让他们学会生存,学会学习,那才是科学的育才策略。而家长和老师只有高抬贵手,还孩子一个玩的暑假,还孩子个性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这才符合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才能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有一部分有远见的家长会科学地为孩子安排暑假,但在这样一种‘全民皆兵’的氛围下,在大多数家庭,一个轻松的暑假是不可想象的。”杨雄说。
“我认为这种状况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它对于孩子未来的整个精神状态、整个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比如说,他们会缺少同情心,会缺少善良,他们总是不合理地对别人要求很高,或者无端指责。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人对待的。在凶恶的竞争下,人变得很不真实。为了竞争,为了获得,他们有时就会采取某些手法,这都影响了做人的真实。”梅子涵说,“总之,我不想把这种状况说得一无是处,社会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去推进、去发展的。但是,它肯定会产生很多祸害。”
有很多资源可以充分发挥与整合
刚刚从北欧回来的杨雄谈起外国孩子的暑假,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看人家的孩子,真的是过着一种很轻松的幸福的童年。按中国人的看法,他们整天都在玩。背着小书包,今天摘草莓,明天参观一个古堡,后天去一个公园写生,大后天参观一个博物馆。他们的学习真的是非常开心的。”
“有些根本的问题不可能立即改变,但也可以突破出来,提出一些有限的政策。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充分发挥、整合起来。”杨雄说,“比如,有些区里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房子造得非常漂亮,但是只在节日里搞一些活动,暑假就干脆空关在那儿,非常冷清,变成了一个摆设。本来中小学应该为学生免费提供假期体育活动场所,但因为怕孩子出事,也干脆关门大吉。很多教师包括校长曾经偷偷跟我说,干脆关门,让老师们出去旅游,这样就不用负监护人的职责了。”
孙云晓认为,假期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好好安排,让孩子通过假期获得非常好的发展。“让学生过一种不同于学校的生活,这是假期最本质的特点。因为学校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虽然给了人们巨大的帮助,但同时模式化的教育对人是有伤害的。假期就承担了一种丰富生活的责任,应该让学生在假期里开阔眼界,放松心灵。”
“比如,让孩子参加一些学校和有关机构组织的夏令营,或者参加民宿活动。我女儿曾经到日本的学生家里去体验生活,她自己在家里也接待过三批日本来的学生,她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思。另外,也可以带孩子去自己的老家,让孩子体验一下亲情和大自然。关键是,父母要学会选择,学会安排。”孙云晓说。
中小学的夏令营活动虽也举办了许多年,但在很多人眼里,夏令营不是精英学生的特权,就是一些商业机构赚钱的工具。真正向大多数学生敞开大门、健康且有益的夏令营,其实并不多。孙云晓对夏令营问题关注已久,在他看来,国外一些暑假工作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比如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的野外活动基地,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教育团体,筹办夏令营,让相当多的日本孩子前来参加。“美国每年有600万孩子参加夏令营。这是一种过暑假的比较理想的方式,当然不是惟一的模式,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孙云晓指出,夏令营由公益性转向商业性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国家没有实力办那么多的公益夏令营。这种商业性的夏令营也许更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但现在许多商业机构都在办夏令营,非常混乱,质量和安全都没有保障。实际上,中国夏令营的管理很成问题。我认为应该成立‘夏监会’,就像保险业有个‘保监会’一样,对夏令营特别加强管理。起码应该有一个资质的授予,以及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更好的作用。”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负责德育工作的郑菊兰则认为,暑期活动可以有商业机构参与,但考虑到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仍应以公益性为主,尽量动员起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尤其应发动社区的力量。
“社区应该为中小学生的假期发挥作用。这一点呼吁了许多年,但操作起来很困难。当然现在社区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工作压力很大,无暇顾及孩子的问题,这涉及社区的发育问题。现在很多社区只在大楼里贴一个通知,让孩子几点钟到居委会报到,然后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看看片子。没有精心策划和组织有意义的暑假生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组织地推进这样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应时地、被动地对付过去。”杨雄说。
杨雄认为,即使条件有限,也可以尽可能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可以采用家庭轮流作主的模式,五六个家庭组织起来,每天由一个大人陪一群孩子一起玩,然后互相轮换。这种接替互养、以群治独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类似的技巧可以通过媒体征求方案,获得更多的好点子。
“有些老板可能会觉得暑假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想利用暑假赚孩子的钱,但我觉得不应该以谋利为原则。在微利的条件下设计一些适合暑假的模式,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了。比如开发艺术教育的资源,或者从事青少年的社会工作。这一类的工作,目的主要不是谋利,更重要的是实现企业的价值。现在需要有很多人来做这样的有心人。”杨雄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市场来做这个工作,通过市场竞标,来选出最好的方案。”
作为暑期工作的实践者,郑菊兰提出,“我们现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一是镇和街道之间的工作的力度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第二,在资金投入上还无法做到均衡,有的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因此,领导重视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需要在场地设施的改造和资金投入上做出改进。”
杨雄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用社会舆论来抵制把暑假变为“第三学期”的功利性想法。“如果大部分家长意识到这不利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话,就自然会让孩子放松了。当然,这有待于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善,家庭观念的改变。”
“我们都是无可奈何的。”梅子涵说,“我们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比如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可以为孩子们写一点书,推荐孩子们读一些他们该读的儿童文学作品,让他们了解善良,了解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别的我能做什么呢?比起讨论、分析,更重要的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去改变。哪怕把一颗棋子向前推动一点,就是一点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