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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刘易斯拐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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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刘易斯拐点”而言,我们未来面临的将是高增长、高通胀的十年。

新年过后,用工荒蔓延开来。缺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长三角,而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挡车工、车位工、缝纫工、印染工、抛光工、钳工、装配工、焊工、电工等工种,月薪4000元以上。薪资大幅--度上涨,岗位超过求职者, “刘易斯拐点”的证据终于来了。

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刘易斯,并非最早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经济学家,却是阐释后起经济体发展路径的集大成者。“二元经济”期间,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相对传统农业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g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直至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转移完毕,便进入了“二元经济”的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短缺阶段。

劳动力由富裕到短缺,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刘易斯拐点。其实,在刘易斯的描述中,还有第二个拐点存在,那就是由劳动力紧缺到重归一元经济的商品化状态。两个拐点间,劳动力紧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人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这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我们即将面临的过程。在日本,这一过程持续13―15年时间,韩国更长达近20年。

日本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发生在1960-1961年间.其表征是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更能反映出紧缺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1961年,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45%,1975年则涨至58%,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1976年为32%,到了1996年达到47%。而我国,拐点未到前,在工业化加速的进程中,劳动报酬占CDP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局面,从2000年51.8%盘下滑到2008年的46.7%。这将构成薪酬上涨的起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间的经济现象显然不止于节节上升的工资。制造业工资提升了,薪资上涨势必传导到更多的部门,实际上用不了多久,高层次的职位也将面临用工紧缺,全社会的薪资水平水涨船高。工资上涨拉动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胀不可避免。而厂商为转嫁成本计的提价行为又促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日本CPI从1960年的0%上升到1963年的7.66%,韩国CPI从1987年的3%提高到1991年的9.3%。同时期全球范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通胀。并且,通胀过程与工资上涨如影随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本在1962年CPI超过5%之后,10余年时间里从未下降到这一标尺之下,更在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突破了10%的恶性标尺。只是在薪资停滞后,物价才稳定下来。

“刘易斯拐点”当然也和经济增长率有关。物价上升,货币政策承受压力,此前的投资推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要打折扣。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又给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刺激国内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由于刘易斯第二拐点尚未到来,薪资水平还给企业积累留有余地,也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参照日本和韩国在GDP增速上的数据,日本在第一拐点出现的10年后还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韩国增长率1995年尚达到7.8%。只是在第二个拐点到来后经济奇迹才销声匿迹。

不妨作此结论:仅就“刘易斯拐点”而言,我们未来面临的将是高增长、高通胀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