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真能增加幸福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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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居民幸福感进行调研，研究结果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都非常显著，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已婚的人幸福感更高；信任能同时显著地增加幸福感；小城市居民却有更高的幸福感；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结论说明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建设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才能增加居民的幸福价值。
关键词：经济发展；幸福感；参考点
作者简介：姚伟峰，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清华大学管理学双博士后（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能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吗？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2010年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报告》认为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深圳市居民的幸福度在广东省中是倒数第二位。这就给我们带了困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提高，其内在机理如何？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幸福即可以解释成一种状态――好的生活质量，这种状态可以用很多客观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幸福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感觉，如感觉到生活幸福的程度如幸福感，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仅仅从居民经济水平提高的角度去解释主观的幸福感，是显然不足的。既有文献中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外国经验的总结，缺乏中国相关的经验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研究框架，通过大规模的调研分析，测度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环境、城市化、政府支出、公共安全、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其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不同研究结论，Richard Easterlin （1974） {1}研究显示：虽然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财富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发达国家（Clarket al.，（2008）{2}；Lelkes（2006）{3}）。也有一些研究结论表明，近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意大利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之外，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高收入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幸福，经济系统中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是增加每个人幸福的充分条件，居民的幸福水平在长期趋于稳定（McMahon（2006）{4}、Diener，E. and Eunkook M. （2003）{5}）。一些学者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相对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Ferrer-i-Carbinell（2005）{6}）；而收入不平等显著地减少了幸福感（Graham and Felton（2006）{7}）；在失业与幸福感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Clark（2003）{8}研究却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或超过24%的话，那么个体的失业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中性的；而有关通货膨胀与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对幸福感有显著一致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的频繁波动也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满意（Wolfers（2003）{9}）；有关环境质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环境污染显著地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Luechinger et al.（2009）{10}）；有关城市化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农村或郊区能提高生活满意度，而生活在大城市则减少了主观幸福感（Wassmer et al.（2008）{11}）。Knight and Gunatilaka（2007）{12}采用2002年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有关政府行为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而有关政府支出和公共安全与国民幸福的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Ram（2009）{13}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水平（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assmer et al.（2008）{14}利用跨国数据发现公共安全支出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runo（2000）{15}采用瑞士的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但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在幸福感的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田国强等（2006）{16}对中国“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慧超和袁岳（2005）{17}、罗楚亮（2006）{18}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您现在幸福吗？”，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19}调查了10个方面的指标，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来构造幸福感测度，得出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李实、马欣欣（2005）{20}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妇女更多地承受着转型的负面影响。
以上结论说明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跟居民所处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性等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就需要进行具体的调研分析，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二、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
1. 研究方法
在幸福经济学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钱能让人更幸福，因此，高度强调生活环境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就业状态对幸福的重要性，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可以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且，政府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应该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来增加福祉{21}。这也就是GDP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更多的钱并不会使人更幸福。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就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它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参考点。价值函数的原点不是财富的零点，而是参考点，获利和损失的定义是偏离参考点的距离，而不是最终的财富。二是损失厌恶。价值函数在损失处比获利处更陡，也就是说，损失产生的负效用大于相同数值获利所产生的正效用。三是敏感度逐渐减小。获利和损失的边际价值都是下降的。
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相比，行为经济学采用了一个新的价值函数。这种价值函数和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所采用的效用函数差距很大。在价值函数中，高于参考点的状态是获利，低于参考点的状态是损失，但参考点比较灵活，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获利可能变成损失，反之亦然。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在调研问卷设计时，假设调查对象在判断自己是否满意时，是与自己的参考点进行对比的，而参考点可能是下面三者之一：1）自己过去的水平；2）自己的期望值；3）亲戚朋友的水平，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参考点。
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之外，还包括了幸福感问题，并询问了个人在做出主观判断时的参考点及一些相关问题。其中幸福度都是按照5个层次来划分的变量：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即没有不满意也没有什么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这种数据结构是问卷调查中最常用的。
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由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工作、收入的特点不同，问卷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也有所差异：城市居民一般是在各种公司或机构工作，按月拿工资，所以问的是个人的月度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大量的家庭经营成分，这种收入很难按月度计算，所以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指个人的年度收入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分为19个档次：从无收入（0元）开始，5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9档次为10 001元及以上；城市居民家庭月度收入水平分为16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6档次为15 000元及以上；农村居民家庭年度收入水平分为20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20档次为20 000元及以上。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变量分别为代表这3个不同地区居民的虚拟变量。
3. 数据收集
课题组在2010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样本总量为1 108人。为了使样本有代表性，调查同时在大城市（北京市和广州市）和小城市（广东东莞、陕西宝鸡、福建樟州）的城区，和农村地区（广东韶关、湖南浏阳、河南新乡、广西梧州下属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样本即包括了大城市和县级市的城市居民，还包括了农村居民。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所有的样本中，大城市、县级市的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4.3%、26.8%和28.9%。表1显示，各地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样本中男性略少于女性，接近样本的一半；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其中大城市的居民（11.9年）明显高于县级市居民（10.6年），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8.3年，显著地低于城市居民（三组两两之间差异的显著性都在0.1%以上），但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表2按调查对象回答的3种不同的参考点分类，显示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的参考点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分布。将参考点分别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的三组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当，只有参考点为“自己的期望值”这组的平均年龄略小，受教育程度略高，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可能将参考点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参考点为“自己的过去水平”的被调查者有平均更高的幸福度，其他两组的平均水平没有什么差异。
由于3个参考点“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为三选一，所以，这3个虚拟变量之间是共线性的关系，在回归分析时只能使用2个虚拟变量，另一个为基准。我们采用“自己的期望值”为基准，将“自己过去的水平”和“亲戚朋友的水平”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其系数的含义是这两个参考点相对于以“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直接的差距。
表3是以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前面介绍的主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幸福感的问题是“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幸福感的回答也是5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标准的方法也应该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回答1的调查对象只占样本总量的0.7%，所以我们可以将回答1和2的合并计算，这样，幸福感的数据就变成了4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模型一是将回答1和2合并后，有4个选择的Ordered Probit 模型；模型二是将1和2合并后，采用线性回归（OLS）的模型；模型三也是采用OLS，但数据没有合并，幸福感仍是5个等级。通过采用不同的模型，我们可以检查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模型的结果很接近，显示了数据和模型的稳健性。下面我们采用模型一的结果进行解释。
实证结果显示，男性平均的幸福感要显著地低于女性的平均水平（10%显著性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显著性也在10%水平。将这两个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预测：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于其他人群。年龄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也同样呈现U型的关系（年龄和年龄平方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年纪很轻和年龄很大的调查对象都有更高的幸福感，最低点为41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最低点的位置与收入满意度的32岁不同，这可能是跟人的生命周期（或幸福感周期）有关。在中国，一般而言，41岁左右的中年人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而孩子还小没有工作，这时候的生活负担和生活压力可能都要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群。WVS信任对收入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可能信任他人的人心态更加平和，会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
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都可能会影响到幸福感：城市居民一般在公司或企业工作，按月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能清楚地分开，所以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对幸福感有贡献，而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农村居民由于存在大量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时候很难将按年度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分清楚，所以，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农村居民自己的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对幸福感贡献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虽然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居民（显著性水平在1%以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介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之间，但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比，差距都不显著。
我们在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最感兴趣的结果之一也是参考点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的基本变量和收入水平之后，与选择“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的人相比，参考点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的个体，其幸福感要显著地高（1%显著性水平）；而参考点设置为“亲戚朋友的水平”与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的个体相比，其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差异。
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近年来绝大部分个人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一直在随之增长，如果一个人将参考点设置在“自己过去的水平”，即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则幸福感都会很容易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如果将自己的参考点设置在“自己期望的水平”或“亲戚朋友的水平”，即喜欢跟自己期望值或别人相比的人，由于人们的期望值往往都会很高，而且周围的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人比自己的收入高，尤其是中国的收入差异一直在扩大，这样，虽然自己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或与亲戚朋友相比不是最高的，仍然会认为自己处于损失状态，很可能幸福感会较低。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虽然最低点不同，但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已婚的人幸福感更高；信任能同时显著地增加幸福感；小城市居民却有更高的幸福感；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
我们的研究还有如下三点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GDP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GDP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目的，可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政府应该制定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参考点对满意度的影响很大，但大量居民的参考点为别人的水平或自己的期望值时，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增加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有利于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能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最终实现居民的幸福生活。
注 释：
{1}Richard 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Vol. 27（1），1974.
{2}Clark Frijters，Shields：“Relative income，happiness and ut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46，2008.
{3}Clark A E，A J Oswald：“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61，2006.
{4}McMahon：“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rnal，Vol. 111（473），2006.
{5}Diener E，Eunkook M：“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ambridge，London：MIT Press，2003，pp.1-23.
{6}Ferreri 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9，2005.
{7}Graham and Felton：“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8，2006.
{8}Clark：“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Journal，Vol. 110（446），2003.
{9}Wolfers：“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20（3），2003.
{10}Luechinger 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9.
{11}Wassmer et al：“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Public Choice，Vol. 130，2008.
{12}Knight、Gunatilaka：“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7.
{13}Ram 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Public Choice，Vol. 138，2009.
{14}Wassmer Lascher，Kroll：“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of individual happines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 10，2009.
{15}Bruno Frey，Alois Stutzed：“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10，2000.
{16}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17}曾慧超、袁岳：《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载于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52页。
{1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19}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6页。
{20}李实、马欣欣：《中国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
{21}黄赜琳：《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