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阳刚 人心里头总要有个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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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没有她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
在街上，在桥下 在田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这春天里
…………
《春天里》
王旭
1966年出生，属马。生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国营民权农场（现河南省商丘市国营民权农场）二队。2000年，经亲戚介绍，王旭到北京烧锅炉。而后10年，他在北京和开封之间游走，卖过水果、水煎包，唱过酒吧……一直游历在生活的底层，王旭尝过太多艰辛，但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梦想。最终他还是拿起吉他，站在了北京的地下通道，每到周末，王旭就带着吉他，到地铁站演唱。
刘刚
黑龙江省牡丹江人，早年当过兵，退伍之后去的北京，2003年开始“北漂”至今8年的东北有志青年，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在他流浪唱歌的6年里，刘刚说他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1
第一次看这个视频，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嗯，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见他的时候，他俩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他的职业是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两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原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嗓子感冒，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
我问：“那什么感觉，来劲吗？”
“嗯，非常来劲，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对，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2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这种劲儿的人少，他44岁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他看来看去，“我就想，这7个音，1，2，3，4，5，6，7，1，这六根琴弦，怎么能发出七个音？挺纳闷的当时，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就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1。”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我问，不知道你在农村里面拿把吉他唱歌，是受人羡慕呢还是？
他说：“二流子，比我长一辈的人都说我二流子。”
我以为这话听了让他有点难受。
他说“没有，管他干吗啊，我弹我的，那个时候我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是民权通往菏泽的省级国道，我们就在马路边上走着，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治服了，人都得活着。
3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他就承包了一个苹果园，100多棵苹果树，种得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没两年苹果树就都死了，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小菠菜，拿着种子一撒，也不用管它，到后来就拎个小篮子、小铲子，想吃几棵挖几棵。
他年轻，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你要力量大的时候，你想绑多宽绑多宽。就那样，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个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都长出来了，看着好看。”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80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只能图个痛快。盖个看苹果的小棚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就那样，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在那站着听，我就唱。有的就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可远都听见你唱歌了’，就坐在那歇会儿，抽只烟，聊会天，继续唱，那样。”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晃悠。后来不结婚也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妇，一见面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4
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去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那我怎么也得走。“喜欢啊，就想着，那个东西勾着魂，那时候感觉是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的。”
“什么东西勾着你了？”
“就想去唱歌，还有他们那个氛围，想去哪就去哪，能唱歌了，能唱给好多人听了，谁也拉不住我，就这样想，就一股劲地想往外走，出去了，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高一点。”
那时候歌舞团一共13个人，搭台，绳子，吊灯，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个大头发，穿个皮裤，穿个高跟皮鞋，穿个红色的衣服当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
我问：“还唱得下去吗？”
他说，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一年到头到了春节，农民歌舞团一天5块钱，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红肿，手冻得这么高，都裂着大口子，回家了，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5
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90年代初是就近进城打工，选择也不多，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100个碗，“卡卡一排，碗是干净的，我这调好的料，配好的料，放在桶里，卡卡，放在桌上就摆了一大片，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就出来了，冲这边就过来了，赶紧的，汤卡卡一盛，馄饨往里头一扔，噼里啪啦，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就开始端，端完之后又一轮，端完之后又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回家，睡觉。”
后来又卖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鸡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鸡蛋糕来格外有股子香甜劲儿，“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料是足的，有的在里头面粉多，鸡蛋少，或者说蜂蜜、白糖，糖精什么的，我就是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我不是主张两分利的人。”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里头去买东西，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带着老婆，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啊，哭了似的。特伤我，不唱了。然后就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个行，特逗，挺好玩。”
但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90年代末，河南的出外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天10块钱，没别的就业，就靠便宜出大力，“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就弄，一头一脸的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一张开嘴，牙是白的。”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100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
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一个大山里面，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唱呗。”
在山里头，黄河小浪底，就唱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算一会儿100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6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他说还会点儿，人家说那你就过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做梦，就突然间就来了，就到北京来了，看着那火车外头那灯光，灯火辉煌的，真好看，我说一晚上得浪费多少电啊，8毛钱一个字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来了。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
我纳闷起来，“叫你来不是来唱歌的吗？”
他说，“其实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烧锅炉一个月给500块钱，500块钱也不少，我在家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那时候能上KTV唱去吗？”
他说：“唱啊，也上去过，趁老板不在，几个人噌噌爬上去了，唱唱，还没唱两首，底下一个人上来，闷声喊，老板回来了，就放下。也能洗澡，也能唱歌，也能挣钱，多好！”
他看KTV门口别人开排档，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块，就跟经理申请把门口的摊承包了，什么都弄好，干了一晚上，经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谈话，“老王，这个东西你确实不适合，你还得烧锅炉，锅炉这个东西，一会儿离开人了就不行了，所以说我还是给你收回来吧。”
收回去，经理自己就干去了。
我说，你当时也不跟他急啊？
他说：“我哪敢急啊，我敢急吗？一急，走啊，没地去了，烧锅炉就烧锅炉吧，我说那我要来喝酒免费啊，他说行行行，免免免。”
烧完锅炉，夏天，王旭穿着大裤衩，往小摊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气得我。”
到最后，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呆不下去，回家了。
7
2003 年北京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说那不得记账吗？我只初中毕业。电话里那人说1+1=2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人家说那你就来吧。
来了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人都不让出去，几个同事坐那山南海北就那么聊天，说，哎，你唱得真不错，你怎么不去酒吧啊，他问去哪个酒吧，同事说你打电话找吧。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四下一看没人就进去了，打，拨114，“喂”，他还得看着两边，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
114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三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又打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真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2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要命，迟到了三天”，他问老板，明天我还来不，老板说，那你说呢？他说那我就不来了呗，老板说对，我就这个意思。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就顺着那个边上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终于走不动了，结果贴着边一坐，不敢唱，把琴放在那，背着琴又出去了，买啤酒去了。买完一瓶回去，还是不对劲，还不够，还没壮起来。又回去，又买一瓶喝，还不对劲，又买一瓶喝，三瓶，才往那一坐，才敢弹。
一开口唱了，雄心就起来了，“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我都想好了。我这两天在公主坟唱，我会顺着再往东唱。唱南礼士路，唱复兴门，唱西单，唱王府井。”
我明白了，“哦，要直逼北京核心。”
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去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臊眉搭眼回去了。以后还是公主坟通道吧，“冬暖夏凉”。
8
后来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年里头施工，就那么呛着，嗓子里，像小针扎的，不停地扎，咳嗽都是黑色的痰。
他不能停，也不想停，声音小点也不愿意，“不能不唱摇滚”。他也害怕不能再唱，就锻炼自己的肺，练憋气，“我能憋2分多钟，最长的，憋2分40多秒好像”。加上跑步，倒立。
他说，“给你来一个”，直接脑袋点地就折墙上了。我端详了一会儿，说“哦，你那腹肌是这么来的”。
我说但你这个治病的办法，让人听着挺辛酸的吧反正。
他说，“这有什么辛酸，不挺好吗？锻炼身体，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我也去不了医院。”
这么彪悍的人，只怕城管。
“你被赶过吗？”
“哪能不赶啊，谁都赶，他赶，前头赶，后头走，他走了我们再来，打游击呗。”
我问，“会觉得被人瞧不起吗？”
王旭说：“有过，但是那个东西一闪就过了。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还得去生活，你瞧不起我，我是拿我自己真正的东西来换回我需要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我们都在上班。”
9
他也想过要出名，在草桥住地下室的时候，有天有人拿张单子给他，说《梦想中国》海选，你拿着去吧，他不知道海选是怎么回事，那上头写着要个艺术照，“又花几十块钱，戴着个帽子，然后穿了个短袖，侧着个身，脸上还涂点粉，照了个所谓的艺术照，有点蒙蒙胧胧的，把脸上的褶盖上了。”
6月份，多热的天，在望京那个大院子里头，早晨六七点钟去，一直排到下午三四点，最热的时候，那个人挤满了那个大院子里，一圈一圈的，随着那个旋涡一直在转，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最后想出都出不去，“我说我不报了，走吧，走，出都出不去，就那样，好不容易排到跟前了。刚开口唱‘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好了，下一个。”
“2秒钟啊？”
“就这样，一两秒钟，下一个，就这样，晒得晕晕乎乎的就走了，饭都没来得及吃，所以说第二次《星光大道》2007年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在五棵松这有一个海选，你过来吧，我说知道了，好，谢谢你，电话一挂，还他妈海选，吓死我了。”
他从此就死心塌地在通道唱了，有一天唱《安妮》，边上那个摆地摊的大姐，扭头卷东西走了。
他纳闷，后来才知道是把人家给唱哭了。
还有一天他正唱《英雄》，有个姑娘路过，听完说，你再给我唱一遍，他那个时候一高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状态就来了，给她升高了半个音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说，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吗？我说来吧，还拥抱了一下，然后觉得特温馨，第二天跑单位里还跟同事贫。”
他挺自得其乐的，干自己喜欢干的，能挣点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
10
他在通道里认识了另一个唱歌的人，叫刘刚。
刘刚是东北人，当狱警的时候，天天端枪对着树林里的坟堆站着，“晚上有点害怕”，对着林子唱歌壮胆，后来买了把吉他，钻到大鸽子笼里头练。退伍后失了恋，什么也不要了，带着吉他来了北京。跟亲戚一家三口挤一张床，有次饿得不行把锅卖了，换了2块钱。
后来卖盗版DVD，小百货，出租碟……娶了媳妇，媳妇把家里的工作辞了跟他来北京，给别人做那种在饭馆常见的塑料套的一次性筷子，一袋子是5000双，串满一袋子是10块钱。他说：“要是可劲串，串一天一宿串两袋子，一整就干到后半夜”。一家三口一年下来，根本攒不下钱，有的时候还得跟朋友再借点。
我说：“你算是为了你的音乐来的，她为了什么？”
“她就为了跟我在一起。”
“可是来了之后是很真实的生活，吃苦受累，那么小的房子，天寒地冻。”
“都跟我受了。”
“你不心疼？”
他眼睛红了一会儿，说，“心疼，她说我不图你什么，只要你对我好，快乐就行。那种。”
“人在心里头总需要有一个归属，你在那个生活里头，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他说：“其实每天唱完歌背着琴从通道出来，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下班的，挤公交的，那种心情让我感觉，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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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天，他俩和另一个朋友在刘刚家“开演唱会”，喝了一点儿，几个人开始唱，第一首唱的就是《春天里》，啤酒唱得挺酣的，说脱了唱吧，刘刚说我可有六块腹肌，说你敢脱么？王旭挺狂，“嘿，我怕脱了伤着你们”，就这么赤着膊，唱到11点要散了，朋友拿手机，说录一段吧，王旭说，再唱一遍“春天里”。就这个视频，被朋友用手机拍下来传到网上，点击过了千万。
我跟王旭说：“很多人是被你那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打动。”
他说，2010年上半年，当时喜欢这首歌，“喜欢得发狂，发痴发狂”，一天要唱很多遍，QQ签名上写，“如果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
“你是觉得这唱的是你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是，它在写我的历程，它在说我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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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有了歌友会，拿根一次性筷子粘只钢当标志，朴素得很。当中有一个电焊工，从东北来看他们，我问这小伙子，你为什么要来？他说，“这歌里有一句‘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每次听我都要哭一场。”
我说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他俩？
他说，“为他俩。我至少还有个房子。”
在星光大道总决赛的时候，每个选手都要请一个往年的冠军一起唱，王旭和刘刚去找老毕，说他们不想请冠军，想请另一个人――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刘刚说，“那个孩子特别不容易，才21岁，他视力非常有问题，头发是白的，但是他也会弹吉他，吹萨克斯，歌也唱得特别好，我认为自己跟人家比，比不了，在我心里，我认为他已经是冠军了。”
他说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敬重。
在歌友会上，他们仨站在台上，唱《北京，北京》，那个孩子唱第一句，但话筒忽然没声了，他没停下来，也没东张西望，就是把话筒拿开，大声唱了下去，“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触骨般的心跳……”
他们俩的声音一起合唱：“……人们在这里挣扎着相互告慰和拥抱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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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时候，我问王旭，“有一种声音说，他们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
他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这一瞬间也开得非常好，是吧？”
他们这二十多天被媒体包围着，“对广大农民工说些什么吧！”“对河南人说些什么吧！”“对民权的父老乡亲说些什么吧！”“对湖南的省委书记说些什么吧！”……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他用“可怕”来形容这个成名的过程，“等于两个人没有拿到执照，没有拿着驾照，开着火箭就上天了，多危险，然后很容易迷失方向，等你迷失了方向，你再想回来，就麻烦了”。
他在歌迷会上说他现在挺“害怕”，这是他少见的软弱的时候，“那个歌词就在写我们‘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还是那么悲伤’，就这样。”
我问：“应该是喜悦才对，为什么有更深的迷惘？”
“走不好，就会掉进去。把自己给丢掉了。我很不想丢掉自己，要实在不行，我宁愿回到我的以前。”
“你没辞职吗？”
“没有，他们让我辞，我没辞，我说我就不辞，就跟你们签合同，还要签，今年就签了。”
“但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去上班，那他干吗给你留着这个位置？”
“老板说你尽管走，以后走不动了再回来，我说我就记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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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他：“要没有这个视频，没有这个网络，也许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
他接过去说：“那也很好，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普通人。”
他原来是打算就这么一边看仓库一边在地下唱歌，唱到65岁“唱不动，回家做个小买卖，得了，没有别的想法”。
他让我想起罗永浩说的那种人，“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最终成为了什么人，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人。比如说韩寒当时没有成名，后来没有赚到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女朋友等等。但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路过上海郊区的那个小镇，碰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叫韩寒，如果你有幸跟他坐下聊聊天，你仍然会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
能跟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看了春晚他俩的演出，我想起前阵子采访完，我们去了地下通道，王旭戴个黑绒线帽，一脸黑扎扎的胡子，抱了吉他说，唱一个吧。
我说唱什么，他说《笑着哭》，我没听过。他轻捻弦索，唱这歌：“生命就像一场云游，坎坷也是一种收获……伤痛就像一次放声歌唱，唱什么，有谁能够明了……突然间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只不过笑着哭……”
唱得太野蛮了，通道里荒草丛生，人来人往突然都消失不见。
唱完他啧了一声，说“不好，还是得夏天，喝点，咱们再来唱”。
嗯，春晚会过去的，但夏天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