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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与免罚就是一场痛感与的游戏,不涉及内心的挣扎。人性不可依赖,最高罚款却让人在乎。
有一条法则击穿了所有管理圣经、藐视了人性的自我约束能力、并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制造了最强大的威慑力:罚款。
上至国家行政事务管理,中至城市生活秩序保障,下至公司与机构的日常运行,罚款成为比法律更有效的法律、比道德更有效的道德,金额不等,无所不在,从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罚款意味着对人性自觉性的失望,那么作为罚款上限的最高罚款意味着对人性自觉性的绝望,在牢狱之刑到来之前,选择以金钱代价将事件抹平。
中国的“最高罚款”排行榜是:500万元(特大生产安全事故)、300万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200万元(传销的组织策划者和骨干分子)、192万元(名人富豪超生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100万元(开发商建房不节能)、50万元(保险公司违规经营、向传销者出租房屋、破坏秦始皇陵)、30万元(串通涨价)、20万元(春运期间乱收费或者强行搭售保险、夜间违规施工)、10万元(非法买卖洋垃圾、虚开发票、买卖发票、私自转载博客、私自提供免费下载音乐、未经授权输入手机号码收费看电影、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升放“撒野”气质球影响民航飞行、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5万元(“黑职介”、造潲水油、拖欠工资、未补建公积金制、纳税申报不实)。
即使不以机构的名义作奸犯科,普通人仍有机会面临的十大罚款情境是:上班迟到,工作失误或任务未完成,交通违规,在禁烟区吸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超生,纳税申报不实,噪声扰邻,购买传播盗版。
罚款带来痛感,这是个人财产被局部切除的肉痛,与生存的体面感和荣誉感无关,而且没有内心的挣扎。在日常罚款情境中,许多人都有逃脱惩罚的机会和经历,使得罚款与免罚变成了一场聪明人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经常用到的筹码,一是法不责众,二是寻找任何借口,三是初犯不究,四是眼疾腿快逃之夭夭。免罚是有的,这场游戏就是痛感号的游戏。
有一类罚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行之有效,这就是上班迟到。不同的公司,上班迟到的罚款金额,从1元到100元不等。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只有经过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主体才有罚款的权力。但在现实层面,从跨国公司到国企到私企,无一不将罚款视为企业管理的辅助手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的地盘我做主,为了保障基本的工作时间和生产秩序,接受罚款制度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员工可以质疑这种非人f生化管理,但在荣誉(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与利益之间,许多人不得不承认后者更能令自己驯服并保持警醒。
有一类罚款充分显示了人性的不可依赖,这就是在禁烟区吸烟。烟瘾上来,身在禁烟区,抽还是不抽?有人有心理自制力,有人有公德心,更多人会视乎对最高罚款的承受力。一般城市罚5元,想抽就抽;罚10元、20元,带着侥幸心理抽;广州罚100元,摸了钱包再抽;香港罚5000港元,有钱也不抽;加拿大安大略省及魁北克省罚1万加元,打死也不抽。
有一类罚款显示人性的多元化。生育和堕胎是政策问题,政策导向并不能令人性需求大一统,有人要做丁克族,有人要超生。在中国这个强调计划生育的国家,多子不再意味着多福,而意味着藐视国策。政府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名义罚款,而“穷人躲着生,富人罚着生”的情形却屡见不鲜。在人性上,不生或少生并不比超生更高贵,这时,罚款倒是保证社会公平的一种平衡术。
《新约・约翰福音》:“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现在,罚款代替了石头,不定罪,只定罚。没有谁在救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