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转向后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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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防通胀、稳增长”已经基本敲定为2011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持续攀高的CPI不断挑战中国经济的神经，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就国内银行业而言，在通胀指数不断攀高，货币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的大背景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一系列举措，预示国内银行业战略转形势仍将延续，货币政策从紧下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必将做出相应对策与调整。为此，《银行家》以“货币政策转向后的风险管理”为主题举办小型圆桌专家座谈会。以下按发言顺序整理部分嘉宾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王廷科：经营环境变化催促商业银行转型
2011年，国际经济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政策性复苏之后，将重新进入下行区间，金融体系脆弱性犹存，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而强烈的分化，经济和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互交织，使得国民经济在运行中呈现诸多两难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环境所逼、形势所迫。因此，“十二五”时期必定是一个经济金融的重要转型期。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只有谋远而变、顺势而为，主动推进经营模式的转型，才能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转型压力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必然性来分析，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环境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转型的压力。
一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将从过剩行业调整、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展、消费增长转型等各个方面对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带来风险和机会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这要求商业银行既要在业务和客户选择过程中增强风险识别与把握能力，又要抓住更多优势客户基础和新的金融业务机会，调整业务结构与服务方式。
二是我国金融监管的逆周期全面强化，将从风险控制和资本要求等方面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重大影响和压力。由于受到全球监管新举措、新标准的影响，比如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反周期监管、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等，势必使国内银行业监管随之全面强化，这需要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重大经营调整，包括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改进盈利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等。
三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都要有新的重要发展，直接融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间接融资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利率也必然会逐步地走向市场化，这使得银行业传统的过度依赖贷款增长的业务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和过度依赖大企业大项目的业务拓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必须重新进行调整。
四是内外部金融竞争的加剧也为银行业经营模式转型带来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银行业经营和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同质化带来的竞争残酷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催生差异化。出于持续发展和建立比较竞争优势的需要，寻求差异化竞争策略，积极探索新的经营蓝海，已是商业银行的必要选择。
商业银行转型战略
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取向来看，以下八个方面战略选择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更加重视和强化综合服务功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需要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和完善综合服务功能。不仅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更要提供与融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投资银行、现金管理、清算托管、财富管理以及消费信贷全面金融服务，强化资源整合和协同效应，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现代金融服务提供商。
第二，更加重视业务的均衡协调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的升级转型，商业银行有必要通过均衡业务发展战略，推进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资金市场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均衡、协调、合理发展。加快信贷结构调整，逐步降低贷款集中度，开发新的融资市场；全面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发展水平，提升个人银行业务利润贡献度；提升中间业务和新业务的利润贡献度，不断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第三，更加注重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之一，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使中国经济不能再走高耗能、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发展路子。而从银行业来说，资本约束的强化也迫使商业银行必须走集约化经营和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其核心就是要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资本消耗，增强内生增长能力，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股本回报水平；要在优化资本配置、决策体系、风险管理、市场营销和客户发展策略的基础上，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本和资源消耗取得更多的效益与价值。
第四，更加重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过度依赖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的业务模式日益受到挑战，需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从战略上把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方向，有利于商业银行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和提高定价能力。
第五，更加重视发展低碳金融业务。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在建设绿色银行、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更加重视发展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是破解资本约束和盈利模式单一化的必然选择。“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转型的基本战略选择就是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大力创新各类中间业务品种，增加合理收费收入特色，进一步发展各类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改变传统盈利模式，建立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模式。
第七，更加重视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是发展之源，也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必然要求。西方发展国家是金融创新过度，我国银行业则是创新不足，我们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而抑制金融创新。不过，金融危机启示我们，金融创新既能对冲和分散风险，也能聚积和放大风险，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业银行既要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取得比较竞争优势，又要使创新始终围绕客户的服务需求和自身稳健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需求推动创新，不断提升创新的有效性。
第八，更加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十二五”时期银行业发展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新的风险因素，如利率市场化的风险、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风险、资产价格泡沫条件下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潜在的风险隐患等。同时，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银行业将实施更为审慎、逆周期的行业监管，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要取得转型成功，必须以科学的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为导向，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作者系光大集团股权管理与运营部总经理）
张杰：货币政策调整、巴塞尔协议III与银行业转型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货币政策，由先前宽松的、积极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在汉语当中，“稳健”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模棱两可的概念，正如“积极”之于财政政策，可以积极扩张也可以积极紧缩。如何理解这个“稳健”，网上也有很多说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央的这种努力和意图最终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表示怀疑。“中央一声令下，效果马上显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地方、对于一些国企和国有银行，中央政策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从严格意义上讲，此前的巴塞尔协议与中国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巴塞尔协议III则有些不同。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让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深受打击，而中国则“风景这边独好”。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因此，新的巴塞尔协议就不能不考虑中国因素。巴塞尔协议III中体现中国的因素当在情理之中。其实中国实际的资本充足率比巴塞尔协议III要求的要高，银监会制定的中国监管标准比巴塞尔协议III高出一些也属顺理成章。相对于资本市场，银行业是中国的看家本领，所以让中国参与此类全球性规则的制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巴塞尔协议III推行以后，全球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将要增加，不难看出，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实际上是经济危机背景之下银行稳健派或者银行家的胜利，或者说是银行出资人的失败。在短期，银行出资人要多掏钱，其收益率也会相应下降。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随着全球银行业的经营跨过这个门槛，出资人利益集团会有相应对策，加上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巴塞尔协议III仍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长期以来，基于特殊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背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因此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让银行业转型，即从服务政府经济目标、服务大项目、服务企业，一下子转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短期注定不会见效，因为银行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由此不难设想，中间业务在银行业的经营转型当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还需要时日。此外，中国的银行业长期享受高利差，这一方面表明银行体系本身具有改革惰性，同时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与未来中国银行业转型的空间比想象得要复杂。
中国银行业一直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疾驰，然而像9%以上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可持续还是个未知数，一旦回落到6%或5%，银行业能够保持稳健经营也是个未知数。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关联度太大，所以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减缓，银行业的发展也将受阻，而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高位增长恐怕不可持续。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为经济增长速度回落预作金融准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金洪：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全球经济在2011年将继续处于复苏通道，但复苏势头将比2010年减弱。全球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犹存，风险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将有所回落。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先抑后扬，地产投资经历探底回升过程；国内消费将持续增长，但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有限；出口前高后低，贸易顺差进一步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回归“稳健”是必然趋势。重点是对冲通胀风险，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将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惩罚性定向央票的发行或许不可避免。M2的增速目标预计中性偏紧，贷款投放可能基本延续2010年3∶3∶2∶2的节奏，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依然较大。
在此宏观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各类风险的管理能力仍有待加强，“重发展、轻管理”的倾向依然存在；二是贷款规模控制下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风险抵补能力不足问题仍较突出；三是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四是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化加大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难度。
为此，2011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应重点关注如下几点：
第一，关注房地产风险。2011年，流动性将成为房地产企业的首要问题。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主要表现在：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信，集团内互保问题；大型房企集团关联机构繁多，信息严重脱节问题；房企负债类整体逐步上升，资金链趋紧问题；贷款面临集中到期问题；房价不稳定导致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等。
第二，关注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整合可能导致部分融资平台被关闭，银行贷款面临授信主体更换、担保方式更换等贷款重组的可能，增加了贷款偿还的不确定性。另外，房地产调控持续深入可能引发土地一级开发市场地价下降及需求减少，对于“土地财政”特征明显的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可能锐减，部分到期贷款可能存在难以按期足额偿还的风险。
第三，关注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应该加强动态监控，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第四，关注人民币持续升值压力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在2011年保持升值趋势，对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发展的中小微企业客户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致力于贸易金融、中小企业金融业务的银行格外关注。
第五，关注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该风险使得部分资产泡沫程度加大，相关抵押品价值波动风险加大，风险缓释功能减弱。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松奇：央行货币超发与通胀
前不久，吴晓灵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本意是提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被某媒体作者进一步引申放大，并演变为“央行货币超发43万亿元”。该说法引起了强烈反响，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和现央行副行长马德伦都明确表态说“央行货币超发”提法不科学。随后，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出面进行了正式回应，他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GDP是流量指标，M2是存量指标，两者直接相减的算法不科学；二是央行货币超发是因为存在所谓“倒逼机制”。
新的理论入手点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是流通中货币的源头，有三个流出渠道：现金、再贷款、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的外汇购买行为。这三个渠道在释放基础货币时总是通过商业银行这个最重要中介机构体系进行。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并不直接与企业、家庭和国外部门打交道，只有商业银行才能通过自己的资产负债业务在千万次日常交易活动中把央行的货币供给由可能变为现实。在近年的商业银行业务中，除了由央行到商行，再到企业或居民户的间接货币供给活动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货币供给派生渠道，就是商业银行的票据贴现转贴现业务。这类业务若无真实贸易票据支撑或客户因信用等级高获取较大折扣保证金要求，就会在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贴现业务中凭空生成货币供给。这种由银行承兑汇票连锁转贴现形成的衍生性货币供给由于增大了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规模，在监管部门一定的存贷比例监控制度下又反过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性质属于坊间流行的所谓“货币超发”，但这种货币超发并不是吴晓灵所说的央行货币超发。
从理论意义上说，假定不存在财政直接透支的体制基础，央行如果存在货币超发的主观故意，除了购买中央政府债务和为某些金融机构提供弥补亏损窟窿的再贷款这两种渠道外，正常现金投放和购买外汇行为都不能算做是货币超发。
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说，货币超发是指与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相脱离的货币供给行为。中国的现金供给通常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衍化出来的，每个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后，企业的基本账户都可以提取现金，这种现金供给事实上存在一种自动生成机制。而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外汇虽然转化成了人民币，但每一笔外汇都有国外部门的实际供给能力相对应。因此，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转换成人民币不构成外部购买力，但央行购汇投入的基础货币也大体被央行又用央票对冲的方式回收了去，只要时间及时数量足量，这里似乎也不存在所谓货币超发问题。
从货币供给机制说，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头，企业、居民户的信贷类业务和现金持有行为都会对货币供给乘数产生影响，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通常中央银行并没有货币超发的故意，因而也不承担所谓货币超发的责任。
不应归咎于央行
纵观世界经济周期发展史和通货膨胀史，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就是货币的舞蹈史，从理论说这没有错。但每个国家、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通货膨胀成因都千差万别，有外部输入式、内部生成式、成本推进式、需求拉上式、制度转型造成的体制摩擦式等等，因此，很难简单地用货币供给增速与GDP增速对比来解释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国M2每年以18%左右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的背后推力是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速扩张及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现状在强制结售汇体制下中央银行的被动货币投放。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央银行已摸索出一套娴熟的对冲操作经验即用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从市场吸纳流动性。从1999年至2009年，央行负债合计由3.5万亿元已扩张至24万亿元。这10年间额外增加的20多万亿元的中央银行负债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大体抵平。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尽管会形成短暂基础货币投放，但央票对冲已抵消了那些巨量购汇人民币对流通的冲击效果。
在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尽管也出现过物价上涨较快的阶段，如1990～1995年五年间CPI累计涨幅为83%，但同期城镇居民收入为183%，农村居民收入为129%；1995年至2009年14年间CPI累计涨幅为30%，但城乡居民收入累计涨幅却分别300%和226%。也就是收入涨幅远高于CPI涨幅，这也是20多年来中国呈现政通人和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次通胀指标CPI10月份为4.4%，全国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菜篮子价格可能还会更高些，这当然要引起警惕，中央近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绝不能简单地从货币主义理念出发，貌似深刻地将一切责任归咎于中央银行，并产生舆论误导，这样对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选择会产生干扰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