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中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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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历史学家，更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命运极为关注的大师，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所试图实现的伟大理想，就是谋求达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把握，寻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生存、发展的新出路。他把学术看成他一生惟一的追求。其学术丰碑与道德人格对后辈学人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关键词：陈寅恪；学术；人格；自由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海内外知名史学大师，家学渊深，精通文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十三岁游学日本，后又赴欧美。民国十四年（1925），三十六岁时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三人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此后，他以教书著述为业。他曾出版专著七种，刊发论文近百篇，被誉为“教授之教授”。可以说，现代中国学人能超出国界对异国学者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先生等寥寥数人而已。清代学者阮元说过：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先生的学术丰碑与道德人格对后辈学人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本文试图从学术人格方面对先生作浅显地解读。
一、安身立命为学术
“学术”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双音节词，由并列的“学”与“术”两个单字词组成。先秦典籍中的“学术”，皆统指一切学问，特别是指“即器以明道”的行而上认识，因此又称之“道术”，如《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有时则简称为“学”，如《韩非子・显学》所谓“世之显学，儒墨也”。《礼记・学记》所谓“论学取友”。“学术”今之概念则指纯粹学问。学术研究则简称治学。梁启超释学术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驭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治疗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实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梁启超之言精简通达，其所谓学，即今之学问，理论知识；所谓术，即今之技术，技术知识。如陈先生所言：“盖一时之名词，有一时之界说。”今之“学术”虽为学与术之合称，实仍与梁氏所谓“学”的概念相同。
学术研究之旨，在于探求真理。虚于行上，在根本。此根本，即为民族之精神。一家国民族失之则沦落愚昧，扬之则生机勃勃。所以学术之关旨宏大，历来为哲人睿智者洞悉。晚清以来，国家多故，世变日亟，内忧外患，衰象毕露，激起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情，许多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眼光钉在西方的科学、民主、管理上，以为救世良方非此莫属。然而他们忽略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蕴育出的文化精萃，他们不知一民族的文化振兴才是该民族挺立之根本。国家盛强，在于政治昌明、经济繁荣。而学术又是政治之命脉。故过去中国学者如王船山有所谓“学统”、“道统”、“政统”、“治统”之区分。陈寅恪先生也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以及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还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谓行而上之学）为根基”，并预测中国如“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可见，学术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真正之学术，皆与功名相距甚远。为学要摈弃功利，这是真正学者之共识。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假手功名而富贵，在他心中臭如粪土，尤为不齿。而且，他也一向鄙视知识分子利用双重道德标准迎逢社会。他曾对新旧社会交替时某些士大夫之地位升降作了深刻分析，论曰：“纵缆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肖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陈寅恪先生一生不做前后自我否定之事，不说违心话，不曲学阿世，侮食自矜。其道德人格，光照后人。
余英时先生曾把陈寅恪先生与梁漱溟、熊十力相提并论，说梁先生曾公开检讨过自己的“错误”，熊先生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都或多或少表现了对新社会的某种适应。而在陈先生言行中，“则连此类无关轻重的适应也渺无痕迹可寻。我们与其说陈先生比梁、熊两位更顽固、更保守，则不如说看惯了兴亡的史学家毕竟不像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容易流于乐观。从这一点说，我愿意再一次指出，陈先生虽不是思想家，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这可以说是对陈寅恪先生较客观的评价。
二、追求学术自由之境
陈寅恪先生把学术看成他一生唯一的追求。象兰克一样，“竭力使历史研究脱离政治”。他说：“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并明确宣告：“我认为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学术应该独立，思想一定自由，否则知识与真理便遭扼杀！因此，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要针对读书治学而言。事实上，陈先生主张独立于“俗谛”之外，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呼声，为的是通过“覃思妙想”去求“真谛”，与朝市的纷纷扰扰毫不相干。他认为具体学术成果可能会被后来者所或代替，但他始终相信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天壤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同时，他非常注重学术的独创性，曾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对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禺域之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枝。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斯上下议论于其间。”在这里，独立研究学问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陈先生非常看不惯做学问上一种只求“速效”的“夸诞之人”。他把这种人之所谓做学问比喻为画鬼，“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有与否”，可一概不管。他讽刺这种学风为“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可见学术研究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
陈寅恪先生著述极丰，涉及领域较广，但主要还是治史。他说：“史学之任务，其实就在于沟通古今，从古今异同中认清发展之趋向，知兴衰之所在。”俞大维先生曾说：“他（指陈先生）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从言行中可以看出他那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及他所要肩负的历史重任，即要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刘梦溪先生评说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并且说陈先生治史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刊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余英时先生也说“陈先生的史学观点则表现出更彻底的现代和西方的色彩”，“总而言之，陈先生的史学观点与方法从早年到晚年都是一以贯之的，只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先后不同：他要通过最严格最精致的考据工作来研究中国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并尽量企图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这正是司马迁以来所谓‘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因此陈先生在他的历史论著中常常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出‘通识古今’的感慨”。
作为历史学家，更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命运极为关注的大师，陈寅恪终其一生所试图实现的伟大理想，就是谋求达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把握，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寻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生存、发展的新出路。
陈寅恪先生确是那样一种学者，对于他的认识，不是一次或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在他身上，历史与文化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具体地说，就是既强调时代，又强调问题，既重视原始材料的考订，又重视推证与论辩的文化历史主义史学原则。而这种原则的建构，是对东西、古今史学思想进行批判的理论产物。陈先生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学术大厦。
陈寅恪先生不特在学问上能运用自由思想，做人的气节也是超俗脱世、独立自尊。他一生推崇节气，讲求安身立命之道德准则。荣辱不改其志，富贱不折其腰。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陈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精神和道德人格，必将随着我们民族的振兴而深入人心，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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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