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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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间借贷只不过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减少了资金供给，使高利贷变得更高。
高利贷是什么?
长期以来，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渲染使我们普遍认为高利贷是一个和“剥削”相等同的概念，放贷者自然地就是剥削阶级或恶棍、黄世仁。于是，我们轻松地得出结论：消灭高利贷的办法是打倒放贷者，是禁止民间金融。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禁止所有的民间借贷，由国家全面垄断金融借贷，把任何民间金融机构都宣布为非法。然而，这并非是解决高利贷问题的最好办法。高利贷如何产生?
高利贷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的省和有的国家金融很发达，利率并不高，而另外一些省和国家则有极高的借贷利率而存在?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各省份的高利贷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状况。
这里，我们用到1934年民国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对当时全国22个省的千千万万乡村家庭的各方面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其中包括了这些家庭所做借贷的利率分布、借贷资金来源、借贷合约种类等诸多详细信息。在当时的统计中，全国各地没有年利率低于10％的借贷发生。(见表)。
该项调查显示，宁夏的金融发展水平最低，当地的样本中没有一笔借贷年利率低于30％；相比之下，浙江的各项金融发展指标在全国是最好的，只有1.1％的借贷的利率超过30％。根据各个省份不同的利率分布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省的平均利率。比如，宁夏的平均利率是49.6％，为各省中的最高，其余像陕西47.1％，河南39.3％。
为什么宁夏的借贷利率全国最高?当然，部分原因是它比较穷，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借贷可能不少，但那不是全部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宁夏以回民占多数，传统上禁止有偿、有息的借贷。所以，如果某人真的从事这种借贷并要求利息的话，就会受到谴责。
换句话说，在这种环境下，当你做有息的借贷时，你所面临的交易风险和契约风险会相当高，在债务方赖账时你还无法去正面讨债，如果去讨债，你反而要面临社会风险、会被你周围的人谴责。 从放贷者的角度说，如果传统要求你在放贷时不能有任何利息，而把自己辛苦劳动的所得借出后却有可能血本无归，你就会倾向于把钱留在家里，而不是把它放贷出去。如果要放贷出去，你就会要求得到格外高的风险溢价补偿，否则宁可不贷。正因为当地的宗教文化对于有息借贷的抑制，抬高了资本的成本，使得借贷市场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没有借贷；或者要求格外高的风险溢价一一因为在对有息借贷充满敌意的环境下，你如果还从事借贷行为，就要冒极大的还贷风险或者讨债风险。这实际上正是宁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那里的借贷利率都在30％以上。贵州和青海情况类似，因此它们的借贷利率也偏高。
在今天民间金融全面受禁的情况下，实际上今天全国的情况跟当年的宁夏类似：禁止民间借贷只不过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减少了资金供给，使高利贷变得更高。――这种结局跟当初禁止民间金融的初衷正好相反。
打压无法解决高利贷
上面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打击高利贷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效果是适得其反：越是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政策限制有利息的借贷，就越使利率变得更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和政策环境只会大大减少借贷资金的供给。而另一方面，民间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却并不会因意识形态或政策的禁止而改变太多，因为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对金融的需求，就会时常需要借贷的支持。
以我读到的一本书为例，书中记载山西省从唐宋开始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其频率很高，自然灾祸的发生就会导致一些对短期资金的大量需求。我们可把这些由于天灾人祸和其他像婚宴、丧事、盖房等导致的大开支通称为非经常性开支。金融发展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让人们能利用金融工具熨平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对生活的影响，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突发的大开支而落到无米下锅的状态。对金融借贷的需求是自然的，也是经常发生的。
尽管我们从主观愿望上反对高利贷，但简单地禁止民间借贷并不能够解决老百姓天然的金融需求。因此，对高利贷的憎恶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各个家庭对借贷资金的需求。为理解高利贷的成因，我们也必须从资金需求方的角度来考虑，要考虑为什么借款人愿意支付50％或更高的利息?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借款人也是一些负责任的家长，他们在明知年利率高达50％甚至60％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借款，这只能说明他们在高利贷之外别无选择。对他们来说，通过高利贷所能得到的好处一定要比所付出的高利息多，这些是自愿的交易，通常不是被迫的。因此，对高利贷的分析并不是像我们以往想象的那么简单、片面。
在我们以往的思维中，借款的人往往是些善良的老实人，而放贷者本身的品行都很差，心也很黑，所以就需要政府干预，防止那些需要借款的人被剥削――这种思维或许也对，但是政府部门不能在禁止民间金融之后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老百姓上述的资金需求问题，国有银行和正规地方信用社只从老百姓那里吸收存款但不对他们做贷款，这样就逼着老百姓找地下钱庄，付出更高的高利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禁止民间金融不是好办法，那不仅使高利贷更高，而且也为地下黑帮暴力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试想一下，在民间金融是非法的情况下，如果借贷双方发生债务纠纷，他们当然不能去正规法院，而只能找地下黑帮私了。
如何放开民间金融?
我们已看到，禁止民间金融不仅解决不了金融发展的问题，而且也不是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那只会使两个问题都进一步恶化。那么，应该怎样发展民间金融?如何对待高利贷现象?
正确的办法是，按照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路来保护放贷人的权益，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打击他们。换句话说，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的放贷者，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一概言之，解决高利贷的最好办法不是禁止民间借贷或打倒放贷者，而是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保护他们的权益。
一种可能的疑问是，如果采取立法和司法措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各地的借贷市场就能够更好地发展起来，从而使各地的借贷利率趋于一致吗?而且会降低借贷利率?
我们大致可从美国19世纪末期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从1880年直到1890年，美国不同地区的同期农田贷款利率的差别也很大，美国中部山区如科罗拉多、阿肯色等传统上较不发达的各州，那里的利率一般是新英格兰各州的借贷利率的两倍左右。为什么差别这么大?金融市场的地区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地区间借贷市场的分割造成的，或者因为政府政策造成的，使得借贷利率千差万别。而在1900年之后，由于铁路的进一步发展，也由于电话和汽车的出现，使得原先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各州有机会参与沿海各州的对外贸易和金融流通，这就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跨地区的融合。到了1930年左右，美国各地的借贷利率基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各地区之间的借贷利率趋于一致。
除了使民间金融合法化之外，中国目前也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分布机制。打个比方说来说，美国证交所架构的主要功能就是揭示股票的价格信息，同样的道理，也应当为中国各地的民间借贷市场建立相应的利率信息公布机制。如果利率和借贷信息揭示得不充分，市场上就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借贷利率，无法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深化。可以先由各地的报纸收集汇总各地关于借贷意愿与利率的信息。这样，使得民间金融借贷首先在利率水平上趋同，使关于借贷的信息流变得更加顺畅，从而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各种网站也可以成为民间自发借贷行为的中介场所，为未来民间金融的发展探索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渠道。而一旦通过电视、报纸或互联网把每个乡、县、市和省的利率信息分别报道出来，这可大大加快民间金融的发展，给老百姓带来更好的致富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才是长久有效的发展区域经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