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临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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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的医改方案还在广泛征求意见，但通过医改遏制药价虚高的话题，仍然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期望。过去几年，药品价格虽进行过多次改革，但药价的节节攀升现象依然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社会各界都在面对现在的“药价迷局”发出诘问：如何才能让药价回归其真实的价值？

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题为《“药房共管”破解药价虚高困局》的报道，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格局。

据报道，2007年1月，在政府主导和监管下，以“卫生院、药房、电子商务公司三方共管”为特征的改革，先期在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医院开始试点。这种“三方共管”的改革方式，被媒体誉为“临安模式”。

所谓“三方”，分别指锦城社区中心、杭州康锐大明医药公司（以下称康锐大明）和浙江海虹控股医药电子商务公司（以下称海虹）。其基本思路是，在保持锦城社区中心药房隶属关系、产权、人事关系不变的前提下，中心在药事管理事项中保留药物品种的选择、采购询价和终端销售权，康锐大明作为药品经销商，负责全部药品的采购、配送，并参与药房的库存管理，海虹则负责提供生产企业、药品价格信息，参与药品采购系统和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并介入医疗机构的货款支付管理。

据临安市卫生局副局长杨建林介绍，“临安模式”借助第三方电子商务全程“渗入”医药流通环节，意在让利给医院并最终让利给患者。当地的卫生统计数据证明，锦城社区中心去年1~11月份实际让利给老百姓865968.74元，让利率为9.7%。

杨建林说，“临安模式”一年多的实践让他惊喜，“三方共管”不仅实现了农民看病药价低、卫生院收入有保障的初衷，而且打开了农村卫生发展困局，并为医药卫生改革奠定了基础。

杭州市卫生局局长陈卫强认为：“‘三方共管’模式体现出的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特征，给设计医改新思路以启发，更重要的是，模式的制度化一方面省去了如一些地方既实行药品招标又要防止医院和流通企业中间加价等改革和监管成本，另一方面也为推进农村医药卫生改革奠定基础‘平台’。”陈卫强还认为，因为此模式的开放性，能够让可预料的农村医药卫生改革举措与之顺利对接。

但仔细观察和分析后不难发现，“临安模式”虽然切断了厂家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直接关系，但仍未触及根本性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如药房的收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经济效益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关系，因而社区医生还存在开大处方的动力。同时，该模式只适用现有体制。因为按现在国家药品定价政策规定，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卖给患者的药价，限价加价15%左右，导致医院喜欢购进高价药；而“临安模式”中医院购买低价药的动力在于，县以下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幅度可在30%到60%之间，买进更低价格的药对医院有利可图。

由此我们针对“临安模式”发出三问――

如果未来社区卫生机构均实行药品“零差价”，医院购买低价药的动力何在？

在低价原则中，此模式下采购的药品质量如何保证？

在该模式中，医院是利益最大化了，但如何保证医院就一定让利患者，让利幅度又该如何确定？

任何一项新的改革措施的出现，都会面临不同的新问题，“临安模式”也是一样，我们希望临安方面在总结这种模式的优越性的同时，能够更冷静和客观地预见和剖析其派生的其他更深层次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