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美元“跌跌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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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不应该通过发表声明的方式来促使美元贬值，而是应该谋求与欧洲、日本和中国达成正式的协议。

在美元对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下跌之际，流行的论调是：我们别无选择。

这种论调的潜台词是：只要美元大幅度贬值（也许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再跌上30%），美国就可以削减贸易逆差。其中的逻辑推理是，美元贬值，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变贵，这样美国的消费者就会少买进口货。而且，美元便宜了，美国出口的东西的价格也更低了，这样就可以刺激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种论调很有市场，连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是它的忠实拥趸。

很可惜，这种流行的论调错了。

贬值无法平衡贸易

美元贬值不太可能像很多人所预想的那样能够大幅减少进口商品的数量。在美国所购买国外商品的花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用于购买石油，而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如果美元迅速贬值的话，欧佩克产油国的收入就会大幅减少。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欧佩克的选择就是提高价格。我们还有另外四分之一的花费用于购买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由于这些东西―电脑、机械工具、电视机和玩具等等―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中必不可少，所以即使价格提高，我们还是会继续购买。

美元贬值也不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可以促进国内的生产以替代进口。比如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汽车零部件是在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些工厂是高度专门化的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不会仅仅因为货币的暂时浮动就被美国国内的供应商所取代。

另一方面，美元贬值所能促进的出口增长则大大低于大多数人的预期。由于货币价值是相互关联的，美元越是贬值，欧元和日元就越是升值。随着欧洲和日本的货币变成强势货币，这些地区的出口商品也会变得更加昂贵。这样一来，原本增长就十分缓慢的欧洲和日本可能会进一步放慢增长速度，它们可以用来购买美国出口商品的花费也就会相应减少。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是由美国在海外的子公司销售的。美国大公司仍然在本土向大西洋彼岸出口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但它们通过设在欧洲的分公司向欧洲国家销售的商品数量是本土的3-5倍。美元贬值对这些销售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美国货币贬值政策的弊端在于，政府没有解决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我们之所以大举向国外借贷，是因为我们的消费量惊人而储蓄极少。如今，美国人仅将可支配收入的0.2%用于储蓄，是45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缺乏足够的储蓄去做资本投资，所以要向国外的借贷机构去借钱。同样，我们的政府也需要外国债权人投资购买财政部的债券，以弥补日益增加的预算赤字。

货币交易商们知道，如果美国单纯凭借廉价美元来消除贸易的不平衡，那就会导致美元迅速并长期贬值，因为从中得到的好处永远无法达到预期。

对投机商而言，这是一种单方面的赌注。关于几家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分散投资其他货币的传闻已经沸沸扬扬。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商们可能会趁机插手其中。如果抛售美元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可能的后果就是美元暴跌、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从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需要新的“广场协议”

当前，美元也许真的是被高估了。不过，华盛顿不应该通过发表声明的方式来促使美元贬值，而是应该谋求与欧洲、日本和中国达成正式的协议，不仅展开货币调整，而且完成支持这些货币所需要的国内政策修订工作。

此类措施的范例就是所谓的“广场协议”，它是1985年里根政府与德国和日本签署的。当时美国也出现了巨额的贸易赤字，与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美国试图让美元贬值。但是，里根政府没有采取单方面发表讲话的方式，也没有听任美元自行下滑，而是让主要贸易伙伴来共同承担调整政策以减少贸易逆差的责任。这种方法很奏效。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步减少了，外国贷款方也没有要求大幅提高财政部债券的利率。如果发生现在可以磋商达成类似协议的话，中国和日本等国可以重新调整本国货币的价值，从而可以放慢美元下滑的速度。该协议还可以包括支持货币政策调整的政策承诺。

实际上，布什政府没有必要一味断言经济增长将减少美国的预算赤字，而是可以推迟或者调整长期性的减税措施。政府还可以同意实现社会保险的部分私有化，但前提是需要制定一项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提供1万亿到2万亿美元过渡资金的计划。政府可以宣布改善出口表现的措施，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为某些研发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推出一项为大病开支提供再保险、从而减少雇主的医疗保险费用的计划。

在与欧洲国家达成的协议中，可以要求它们做出保证以加快解除管制的过程，进一步开放市场以接纳更多的进口商品。各个主要国家可以同意干预货币市场，从而确保美元可以逐步有序地贬值。

强国不会让货币贬值――大部分全球商务活动都是围绕这种货币展开的。强国不会放弃控制权，让市场承担全球金融稳定的所有责任。为了解决造成巨额贸易赤字的根本问题，强国在国内外都要运用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