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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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当代艺术的人都喜欢谈可能性，一场讨论会上，也许会出现大多数人都使用“可能性”这个高频词的情形。当“可能性”遭遇“可能性”时，所谓的交流，也就是在可能性中左摇右摆，很难相遇。

这样的不相遇型研讨会，一次次开，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去旁听，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知道这种交流的不可能，但还是会很有仪式感地坐到一起，并期待交流的成效在偶然之间发生。这样的安排，可以理解成是他们在与确然性、定论、共识进行较劲、对抗，这是他们的一次“消解演出”。但在其中我也发现了问题，这些会议的“重复性”，以及由会议到出版的套路和程式，其实又演变成了当代艺术活动中的一套流程，没有了研讨会，会觉得不合适，会感到活动不够分量，这就形成了“对消解的消解”。

也就是说，一群热衷于谈论可能性的人，最终将这个谈可能性的会议搞成了一种体制，而体制就会有它的稳定性和惯性，我觉得这些活动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他们对可能性的追求，变成了对可能性的控制，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可能性发生和可能性消失的边界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模糊地带，反对它，但最终又成为了它，这种隐秘的反差，其实是我对当代艺术有持续热情的原因之一。

中国当代艺术在1980年代曾经以不合作、反抗、对抗的姿态出现，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不合作性，其实是在控制、诱惑中被中止，被磨蚀，当代艺术与权力、资本的关系，也已经不是像对抗那么直接和简单，有时他们甚至是合作者，是同谋，有时又在另一个解释系统上，成了反抗者。

中国当代艺术和体制、资本、艺术传统等之间的关系，都很容易被理解成是A与B之间的斗争关系，是此消彼长的，但我更相信，这应该是“AB”式的融合，而融合中，又一直伴随着力量的起伏。

要描述这样的模糊地带，其实可以将中国的当代艺术机构作为样本进行观察。美术馆是一个从旧有文化系统发展出来的产物，但它又展出实验性的当代艺术，旧有的美术馆体制（包括人事制度、薪酬体系、党委工会制度）与当代艺术的体制对抗性和“可能性思维”遭遇到一起时，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中有弹性，而从现实的情形来看，矛盾也并未冲破AB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继续保持着有不适感的合作，并且合作不会轻易中止。

这中间的矛盾与合作的边界，就是当代艺术对抗性与体制顽固性的“胶着线”，没有什么样的反差，会比一个喜欢召开“可能性会议”的美术馆在团队内部消灭可能性更值得玩味了，也许当他们在对抗和反省权力话语时，往往又在内部玩弄办公室政治和领导强权，这种自相矛盾的弹性和油滑脾性，应该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可称之为：对抗的迎合，迎合的对抗。

我注意到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当代艺术与美协艺术是新与旧、先锋与保守的对抗，美术馆分做当代艺术的和不做当代的，这种二元的对抗思维以及血统论（当代艺术家做的作品一定就是当代？）实际上是抹杀了当代艺术的模糊、复杂、弹性与油滑的现实感和复杂性，其实一旦忽视了这个前提，要想去谈清楚“何为当代”、“当代何为”，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始终相信，当代的边界是游走的，它有时靠A面一点，有时又偏向B面，有时会渗透，有时会发生巨大的逆转，只是我们习惯性地在“可能性”这个借口下，无视自己在其间的粗陋与难堪，而有时，我们是自我神圣化得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