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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真正地反抗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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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就是有点巧合。

去年9月,一直致力于小额贷款扶贫事业的尤努斯教授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随后,尤努斯来到中国,并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巧的是,2006年6月,在几经波折之后,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刚刚出版,此书随即在中国大卖。这样的书籍,在中国很流行,实在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一些后续书籍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穷人的诚信》是《穷人的银行家》的姊妹篇,是尤努斯的两位学生合力所写,主要是详细介绍了格莱珉二代的创制过程,尤努斯的自传则主要介绍了格莱珉一代的创制过程。应该说,两本书在思想认识上是一种互补和继承的关系。《穷人的银行家》主要是向世人展现穷人守信的一面;《穷人的诚信》则主要是向世人展现“反抗贫穷”的本质,即:反抗贫穷同时也就是给穷人增加自由和权利、消除各种不平等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涉及到穷人收入的提高,而且也关涉到妇女地位的提高、孩童受教育机会的提供、养老的保障等等。

而这些正是格莱珉二代致力最多的地方,它的诸多储蓄项目都是这种认识的践行。正是储蓄拯救了格莱珉二代,并成了其最鲜明的特征。与格莱珉一代只注重贷款的“金融左撇子”作风相比,格莱珉二代开始积极向会员(即向银行贷款的穷人)及非会员吸收储蓄。这一转变的动机之一当然是为了提高银行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否认其反抗贫穷的宿愿。

事实上,格莱珉二代的所有储蓄产品都明显以穷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专门针对穷人的GPS(Grameen Pension Scheme)。在这一项目中,会员被要求强制性的开启GPS账户,每月至少要存入50塔卡(1美元=67塔卡),10年期和5年期的利息分别高达12%和10%。这种诱人的利息和强制开户的手段,完全都是出于对穷人养老的担忧,因为很多穷人对怎么养老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面临一笔钱需要用于多处的境地,这时就很容易将钱先用于眼前的消费,而不考虑将来的消费需求。想要穷人理性对待自己的养老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强制开户来让其预先做出自我承诺。正是因为GPS的主旨是保障穷人的养老,所以在短短5年里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会员吸收的GPS存款,由2000年的2.43亿塔卡,迅速增至2005年的89.58亿塔卡。

非但如此,格莱珉二代还推出了其他一系列储蓄产品,如:定期存款、七年翻番计划等。这些计划使会员告别了以非牲畜等更具风险的实物进行储蓄的时代,转而以货币形式进行储蓄。截至2005年,这两项储蓄已经总共吸收了会员10941亿塔卡的存款。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储蓄产品,穷人们得以摆脱和现代金融绝缘的境地,享受到现代金融的实惠,进而得以解决子女高等教育和婚嫁等“棘手”的事情。

因此,如果对比一下两代格莱珉,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很有意思的继承关系:格莱珉1.0发现穷人有贷款的权利,并坚信穷人自有生财之道;格莱珉2.0则发现穷人还有储蓄的权利,并坚信穷人也自有理财之道。而两代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为穷人争取被遗忘的权利,发挥穷人的能动性。在这里,格莱珉向世人昭示了反抗贫穷的基本原则,即:最需要的是向穷人们灌输自信的思想,而不是给他们提供讨饭的碗。

诸如此类的举措还有很多,目的无非都是扩展穷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提高收入则不过是其常用的手段之一。格莱珉的反抗贫穷,刚好印证了中国古人对于“贫穷”的认识,缺钱叫“贫”;“志不得伸”才叫“穷”。因此,反抗贫穷相应也需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解决经济问题,使手头的钱多起来,这就是“富”;另一个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使自己能够实现各种正当的欲求、意志,这就是“达”。

如果要对格莱珉的反抗贫穷做一现代性的阐述,那刚好可以用阿马蒂亚・森理论的话来概括:发挥穷人的主体性,通过增加其在经济条件(如贷款权和储蓄权)、社会机会(如:教育权)、防护性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的工具性自由,来最终增加穷人的实质性自由――获取其所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

读到这里,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尤努斯作为一个立志用现代金融手段减贫的经济学家,在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影响。虽然孟加拉的人均收入现在与中国还有一段差距,但在两国都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是现代金融服务的盲区,如何应用现代金融去扶贫扶志,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富于挑战性的命题。也许,这就是・尤努斯和格莱珉的意义吧!

《穷人的银行家》,【孟】・尤努斯著,吴士宏译

这本书是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的自传,详细叙述了其创建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的初衷、经过、推广和转变。通过实践,作者向世界表明:穷人也是守信的,能按期偿还银行的贷款。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尤努斯在赤贫的沙漠上挖出了清泉,开创了无担保小额贷款模式―这不仅帮助大量孟加拉穷人脱了贫,而且还席卷了100多个国家,成为对抗世界性贫穷的有力武器。

《以自由看待发展》,【印】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

这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经典之作,由其在世界银行的五次讲演稿改编而成,行文深入浅出。在这本书里,作者极力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主张把发展看成是自由增长的过程,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一新的研究框架,作者将自由分为实质性自由和工具性自由,并集中考察了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关键性工具性自由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方福前译

本书是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潜心研究多年的结晶。书中对南亚国家的贫困和发展从制度体制安排、人们对教育和生活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地剖析。其中,对南亚国家农村城市化问题、生育计划问题、教育问题的分析,对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附带一句,冈纳・缪尔达尔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1974年因其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成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