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为轴的变革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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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8月，知名经济学人和媒体人的吴晓波，再次推出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出版，正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系列重大改革前夕。用吴晓波的话说，“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对此，不少媒体在第一时间专访了吴晓波。以下是本刊对其主要观点的梳理与整合，以便理性和系统看待重启的大改革。

“闭环逻辑”的怪圈

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变革史表明，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一来势必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宪法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大家应该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这个国家一起走完这一段走向自由的市场化道路。

“大一统”文化的阻碍

要说明“统一文化”的形成原因，必须回到历史的基本面上来。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是被呼唤来的，因为在农耕文明甚至工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分裂必然伴随着战乱，争夺土地和人口。比如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杀戮太厉害了，老百姓很害怕分裂，呼唤统一。中国这个地方也不太适合分裂，人口集中地就是三大流域，从地理上来讲有统一的便利性。加之语言上的统一，习俗习惯上的统一，造就了民族的认同，这些都从文化、地理方面为统一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一个就是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中央集团统治。公元前360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而秦灭六国，集权统治的强国优势得到验证，商鞅的治国思想因而成了中国统治治理的基本内核。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汉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集权统治的四大基本制度已经达成，这四个制度是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基础。之后经历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之后，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没有出现过长期分裂。可以说，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的日臻完善，中央集权统治历经千年的延续，也造就了中国“统一文化”的形成。

寻找妥协的变革

政经的不够协调只可能是短暂现象，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政治向左”会管制加大，首先是思想管制，然后是资源的管制和行政手段的管制。但“经济向右”一定是自由化，要求市场化、自由化、法治化，这两者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一个天然的大的冲突性。

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还是需要妥协：在中央集权和自由市场改革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对民间有敬畏，民间对政府执政的正当性有认同。现在很多问题都是不妥协造成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最关键是需要一个可行的方法论，我们最担心的是它陷入一个情绪性的对抗，这是对大家都不利的一个状况，一旦出现，可能改革动作都会变形，那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就会被扰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