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现英,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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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有一条名为《“割草女”在异乡》的简短报道,说浙江宁波是中国蔺草的生产地,每年的五六月份,来自江西等地的农村妇女成为收割蔺草的主力军。尽管劳动强度大,报酬又不高,但为了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生计,她们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在草地里劳动。20多天,这些“割草女”每人赚得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换上干净衣服,她们怀揣着辛苦钱踏上了返乡路。
文字后面,还有三幅照片:天已近暮,“割草女”们仍在田间劳作;今年57岁的“割草女”徐现英费力地将蔺草装上车;一名“割草女”坐在用蔺草编织的凉席上数着收割蔺草赚得的工钱,她的脚上涂满了紫药水。今年雨水大,很多没穿雨靴割草的妇女,几天下来脚都泡烂了。
这三幅照片,是在6月16日至30日的不同时间拍摄的,拍摄者陈曙皓,也就是说,他至少去了三次现场,他真切地关注着她们。
当天的新民晚报也以显著篇幅转载了这则报道,并把其中两幅图片放大了。那双涂满紫药水的脚很触目。而徐现英,她的抿紧的嘴唇,奋力地托举着蔺草的手臂,手背上暴突的青筋,瘦削而疲惫的脸庞,那压在肩上的数倍于她的蔺草,还有,她身上近乎褴褛的衣衫,历历在目。
在如今每天多得几乎数不清的报道信息中,你会注意这则关于“割草女”徐现英的报道吗?我看到了,并且一直不能忘记。
57岁的徐现英,如果在工厂,应该已退休两年了。
“1000多元到3000元不等”,大约也就是城市饭店里的一桌菜,她们要起早贪黑劳作20多天。
记忆穿越时光隧道,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在编杂志时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西部一位有点成就的作家,他是为他正值盛年却因病去世的妻子而写。他们原是西部地区贫寒乡村里的一对普通夫妇,妻子种田,丈夫因为执著于创作又发表了几篇作品而在当地名声大噪,成了当地名人。
他们的生活原本并不富裕,妻子却觉得丈夫是能做大事的人了,家里的事就不该再打扰他耗了他的时间,于是她全力地包揽了家里地里所有的活计。
没有机械化的农村,逢到农忙时节,那劳动强度就是一般男劳力也够呛,不要说她这样瘦弱的女子,于是,每逢这样的时候,妻子心里其实是害怕的,她怕她就是拼尽全力也难扛下来。但她还是要去,要带着笑意地去,因为她心里有自豪和快乐,或许是,幸福?每次丈夫回家,她总在晚上上床前仔细地把自己洗干净,她要配得上知书达理当上作家的丈夫。而这一切,做丈夫的,是在妻子去世后才回忆起感觉到,才摊在自己心里慢慢捋平了细细端详的。
那篇文章写得平淡,那些事只属于他和她,但我一直记得,在几十年审阅过的数不清的稿件中。作者对身为农妇的妻子的真情,怜惜和追怀,让人不忍。
农活的辛苦,我是有体会的。当年刚下乡时,麦收时节,在当地老乡指点下,先磨快几把镰刀,太阳火辣辣的时候,下地开镰。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垄一垄弯腰去割,麦秸划破手指手臂是轻的,最要命的是那锋利的镰刀,不小心会割破自己的鞋和脚趾,鲜血从伤口里汨汨流出,拿布条随便扎一扎,再干。割到地头,本可长出一口气的,腰却酸疼得半天也直不起来,常常就直直地往前扑到地上。捆扎好的“麦个子”也是要“费力地装上车”的,那情景,是不是如徐现英这般?那时我还不满18岁,体重90来斤。
20多年后,我的腰椎出了问题,在医院进进出出半年,几乎耗尽了耐性。医院给我做了核磁共振,医生对着片子跟我说,你是必须开刀的,否则无法恢复正常生活。这种病,有时症状和病情成反比,比如你觉得还能忍,其实病情不轻,病史已经很长了。
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发呆,想起了当年一望无际的麦田;想起了那时冬天在水利工地上抬土,三四百斤的装着湿泥的大筐,和一个强劳力一起抬,侧斜着从沟底一步步抬到岸上,汗湿的衬衣被凛冽的风吹得冰凉,贴在腰上;还想起了有一次,坐在大拖拉机的驾驶座后面,开到公路上,因为速度加快,车身突然剧烈地颠簸,腰部就像断了一样疼痛起来……所谓病史已经很长了,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那时我还年轻。那时整个国家都很穷。
而今天的徐现英已经57岁了,她来做“割草女”,为生计或为儿女,甚或是为儿女的儿女的学费,此情此景,同样让人不忍。
我们看到了。我插队的地方乡亲们常说:“亏了想说说,疼了想摸摸”。现在陈曙皓给你拍了照片,印出来了,就登在中国最权威的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报纸上,就在头版上。
201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