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小生产与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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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产是对我国当前以农户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生产规模小、商品率低的生产经营方式的一种概括。
大市场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各种市场和各个地区的市场相互联系、相互结合、有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系统。
内蒙古土豆滞销、山东大蒜价格急跌、大白菜贱卖，甘肃酒泉洋葱无人问津，菜贱伤农的现象正在上演着，入秋以来，包括生姜、白菜、萝卜、马铃薯等多种蔬菜都陷入了“价跌、滞销、卖难”的困境。和去年“牛气”的农产品市场相比，这轮滞销困境让农民对这种“暴涨暴跌”的怪像感到无所适从。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现在除了“看天吃饭”，更重要的是“看市场吃饭”。但是，面对周期性波动的农产品市场，农民常常发出“看不懂”的叹息。
“去年生姜价格在高的时候达到16元一斤，都高过猪肉价格，批发价格下来平均也是接近5块钱一斤。今年倒好，每斤四五毛钱都没人要。”山东潍坊安丘市农民如此叹息：“今年由于天气好，生姜大获丰收，可是价格就是卖不上去，今年种的几亩大棚生姜算是赔了。”目前，生姜正处于历年来的罕见低价时期，每斤生姜价格只卖到4毛左右的价格，仅为去年同期价格的10%。即便是与正常年份每斤2元的售价相比，价格也下跌了80%。
2010年8月中旬，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生姜批发价，短短一个月内暴涨40%，攀升至10年来的最高价。这一价格传导至终端市场，最高时达到每公斤16元，比猪肉还贵。
但今年以来多种蔬菜都陷入了“价跌、滞销、卖难”的困境，不光是生姜，土豆、洋葱等入秋蔬菜也是惨遭此命运。去年还卖得红红火火的土豆，今年却遭遇“滑铁卢”。覆盖中国15个省区、涉及6000万农民的马铃薯不少产区出现薯价暴跌、薯农受损的现象，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30%至50%。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土豆主产区，内蒙古土豆在入秋之后遭遇大面积滞销，当地收购价跌至0.45元/斤还是乏人问津，北京、上海批发市场的土豆均价相比去年同期也跌去了一半，最低仅为0.75元/斤左右。
今年入秋价格下跌的农产品在去年还曾站在价格巅峰。去年，以大蒜、生姜、等为代表的蔬菜在中国掀起一阵涨价旋风，大蒜从每斤3元左右上涨至每斤13元以上，生姜从每斤2元上涨至每斤4.5元。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卖难的症结在于，价格的大起大落扰乱了供需平衡。入秋以来农产滞销主要由于前期农产品价格较高，刺激了供应产能的过快扩张。价格快速上涨在带给农户更多的收入外，也刺激了他们今年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性。
但是种植面积扩大，产量也就跟着增大，市场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出现卖难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其实这些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蔬菜种植模式“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积累的结果。农户的“小生产”与现代经济的“大市场”之间缺少有效产销对接。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一家一户闯市场”或者一哄而上“跟风生产”的方式。我国有2亿多小农户，从田头到餐桌经历无数环节，农民对市场上需求什么、需求多少缺乏充分的信息了解，农民本年度的种植决定基本上依赖上年的价格情况。
随着市场经济和规模化生产的推进，如今我国的农业生产相比之前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在上世纪，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是以家庭化、分散生产经营为主。由于种植和养殖的规模偏小，所以农民可以通过自家存留来调节和抵御价格波动。但是如今，规模化养殖、种植已经成为农产品市场供应的主力军。即使在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况下，除了把手中的产品迅速卖掉外，农民别无选择。
在规模化生产的背景下，信息传递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相对较小的规模化生产和全国大市场流通之间存在矛盾。没有完善的农产品信息平台，农民也缺乏主动了解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的意识。如今，信息滞后已成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原因。
专家指出，近年来的蔬菜价格暴涨暴跌，一方面暴露出小农经济市场适应能力弱等老问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流通环节的问题。为防止“菜贱伤农”,让农民不再对种菜心存顾虑，在更长久的未来，应从体制机制上完善标准体系建设。政府应该通过引导来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建立合作社，加强信息指导，进行畅通物流建设，而不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小生产走向大市场，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现实途径。
推进标准体系建设。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按照国际食品卫生标准和技术标准实施、推广农业生产过程标准化，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真正突破“绿色壁垒”。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把涉及农业标准化的有关部门有机的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体系，形成一个合力，同时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标准化意识，不断完善各项农业标准化政策，推进农业综合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体系建设，发展电子商务，培育大市场。加强交通、场地、通讯、邮电、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开拓农产品及加工品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并注重发展名牌产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建立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
防止农产品暴涨暴跌，最根本的还是从生产角度稳定市场。应加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鼓励农民“抱团”建立专业合作社，发挥规模生产的优势，增强议价能力和市场风险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