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忧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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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叫陈军的青年农民工，自2003年10月自费开通了这条烦忧热线以来，已经接收了25000多个电话，为数以万计的农民工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010-62829859——”
我试着拨通了电话。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里是烦忧热线，您有什么事请说！”
“我是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在丽泽桥西边一个建筑工地当瓦工，现在遇到了难题……”我把自己装成一个农民工。
“兄弟，有什么难题您说！”
我说：“我在工地干了整半年了，包工头除了预支点饭费，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最近，老家有急事，我想回去不干了，找包工头结算工资，他说不到年底没法给钱。”
“您再找他好好说说，把家里的特殊情况告诉他。”
“我好好跟他说了，他就是不给……已经两天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再不给，晚上我准备拿刀子见他……”
“兄弟啊，他不给工资是他违反《劳动法》，你拿刀子找他，变成你犯法了，犯法的事情咱们千万不能做！”
“我一个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这都是让包工头给逼的。”
“兄弟，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您一定要冷静。咱们出来打工不容易，咱们的目的是要拿到工资，这是最重要的。我告诉您海淀区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电话号码，他们是专门解决劳动纠纷的，您把情况向他们反映一下，兴许，他们会帮您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您也别着急，您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想想办法……”
这时，我向对方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问：“你就是陈军吧？”
“对！对！刚才我还真着急了。”
我说：“我是名作家，正在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的书，我想了解了解你的情况，当然，还想通过你了解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
陈军说：“这个没问题，就是我这个地方不大好找，要辛苦你了！”
果然是不好找。
陈军告诉我，先到北五环肖家河桥，然后掉头走圆明园西路，在农业大学门口红绿灯左转，看见中关村一小，再顺着它东门走100来米，看见一块菜地，差不多就到了。
左转右转，转了一个多小时，我是在一块菜地旁找到陈军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两间低矮的用废砖头和油毛毡搭成小屋，就是陈军父母、妻子和女儿一家5口的住处。
我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几年了？”
“98年就住这里了，有十来年了。”
我又问：“那两万多个热线电话，就是在这里接的？”
“是的。头几年还只有一间小屋呢，前年我结婚才又盖了一间。”陈军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菜地告诉我：“这片菜地马上就要收走盖楼房了，明年，我们连这样的小屋都住不上了。”
陈军取来一大摞电话原始记录簿，他说：“刚开始，我不知道要收集资料，来了电话也不记录，这几年，有些社会热心人士和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每次来了电话，都有录音，然后再整理记录下来。”
“从你接到的电话来看，跟你谈的主要都是些什么问题？”
陈军说：“我归归类，大概有这么一些问题：最多是法律方面的，比如怎么讨要拖欠工资，出了工伤事故怎么打官司；二是教育方面的，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打工子弟学校被强行拆除，公办学校又进不去，孩子没地方上学；第三是年轻人婚恋遇到难题，找不到对象的困惑和痛苦；其他还有医疗啊、就业啊、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问题……”
“从年龄看，是不是年轻人打进来的热线居多？”
“是的，80%以上是80后、90后。”
我又问：“当时怎么想到要开通这样一条热线？”
陈军说：“说起来也是很偶然的一些事启发了我。有一次，刚认识的一位打工兄弟向我抱怨被老板克扣工资，他当时很愤恨，觉得工资本来就低，还被克扣。我好言相劝了一番，让他再找老板谈谈，实在不行就跳槽。我也答应帮他找找，看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走的时候，他随口说了句：‘今天同你聊了聊，我心里舒坦多了。’我也挺感慨：我们这些农民工，离乡背井出来挣点钱，多不容易？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苦楚，同样需要有地方、有人倾诉。也是在那期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安徽一位女孩给一户人家当保姆，由于整天遭受雇主的歧视和谩骂，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一天，趁着雇主不在家，她一狠心，将雇主7个月大的儿子从12楼扔了下去。然后，自己到公安局自首……这些事，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安装一部热线电话，专门倾听农民工兄弟姐妹的声音，替他们排解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为他们指点迷津，给他们一些欢乐！”
陈军告诉我，其实当时他自己也有许多烦恼和忧愁，为农民工兄弟姐妹排解心中的忧愁，实际上也是为了排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和忧愁……
我们还是看一看陈军自己走过的打工路。
陈军是河北张家口张北县沙沟乡丁家良村人。家乡属于坝上地区，干旱、严寒、贫困……伴随着陈军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高中上了一学期，家里实在交不起学杂费，陈军不得不辍学。在学校陈军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特别喜欢语文课，喜欢写作文，甚至还做过作家梦，这次辍学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家帮助父母种了半年地，1989年过了春节，不到19岁的陈军，跟着几位老乡进京，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陈军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北京南站下的火车，当时天还刚蒙蒙亮。老家的一个包工头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带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一个地方下车，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问他还有多远，他说不远，还有一里多地吧，一直到11点才到，大家都觉得北京的一里多地真够远的。说是北京，那个地方已经是北京的远郊区了。去的是私人开的一个砖瓦厂，每天是挖泥和打坯，干了一个多月，对方连一分钱也没给。包工头与老板干了一架，当地人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包工头见势不妙，当夜带着我们溜了。我们又转场到石家庄郊区的一家砖厂。厂子不景气，干干停停，还是发不出工资。这样坚持了大半年，最后是我们坚持不住了，快过年时，我们几个老乡只好空手回家了。”
回想这一年的打工经历，陈军觉得既愤懑又无奈。然而，当地政府的官员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他认为有必要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他开始走村串户进行调查，并结合自己的打工经历，写出了一份近万字的《丁家良村农村工调查报告》，上交乡政府。因为当时对于农民工有名目繁多的称呼，他用了“农村工”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