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力量与形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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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东，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编审，《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副总编，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管理研究分会副会长，参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主编、参编、参著各类财经教材、学术著作18部，在主流财经报刊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00余篇。

当今世界，技术的力量无处不在，并在更为迅速地改变着今天，塑造着明天。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技术进步的历史，比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器时代、计算机时代、网络时代，都是技术引导的器物支撑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昭示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财富的占有情况，而是技术的存在与作用发挥，财富失去了可以再来，技术若消失了，就会回到文明的始点。

当今的世界强国，无不以技术立国。人口不足千万的以色列，是技术立国的典范，国家直接支持的“科学家工作室”，支撑了众多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并成为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最具活力的板块；日本、德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经济在战争中几乎毁灭殆尽，但只是因为一支颇具竞争力的工程和生产技术力量的存在，短短几十年过去，又成为世界上排在前列的经济强国。当然在整个20世纪一直风头不减的是美国，这个以新教伦理支撑的新移民国家，将技术进步内生于企业制度的改进中，并以活跃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技术变迁的外部激励机制，形成从创意到投资兴业的完善机制，成为世界上技术的工作母机，美国的强大，形式是美元，实力是军事，内在是技术，核心是文化与制度。

中国在农业时代曾经大大领先于世界，也是因为当时中国早于西方国家将铁器用于农具的制造，将造纸和印刷术用于文化的专播，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等，创造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生产力，但中国近代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不是败在技术上，而是败在制度和精神上，这昭示了洋务运动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的拿来主义是无法实现立国强国之梦的。技术之根只有扎根于适宜的文化和制度的土壤，才能开出创新之花，结出繁荣之果。

技术发展的初始力量是开放，开放拓展视野，较出差距，激起变革和竞争，引发学习效应。显然，开放的环境不同，产生的效果也有很大差距。中国改革之初，西部的四川，中部的安徽，东部的广东、浙江和山东，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基本是同步的，不到10年，差距就十分明显，原因是沿海地区面对的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经济已达相当发展程度的我国的台湾和香港，通过远洋航运则可达于欧美。而深处内陆的四川没有交通和市场优势，但率先改革的制度效应仍能得到体现，在西部首先就是四川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他们在给东部提供丰富劳动力的同时，也学到了技术，挣到了收入，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市场，从而又成为四川经济快速发展的力量。

技术发展的内在推力是分工和交流。浙江温州在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转向工业化时，走的是工场手工业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俗称前店后厂，10万推销员全国跑市场，当地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五金、标牌、钮扣、低压小电器等。专业市场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机制，同时也是交易和学习的机制，这种市场促进信息的交流、竞争的强化、分工的深化、学习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后来的产业集群和如义乌这样的专业化小商品大市场，都是这种技术进化模式的进一步深化。

技术进步的持久动力是理性和艺术的发展与不断创新的文化。德国有近2000家中小企业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和细分市场的独占优势，其思想源泉来自德国的理性哲学、浪漫音乐和宗教伦理，形成其严格、精准、超越与唯美的行为追求。美国的创新文化并以硅谷为基地，以资本市场为外在激励，以移民人群为主体不断吸纳世界上的优质人力资源，其创新精神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从而使美国的技术优势从20世纪以来始终处于世界的前列。

技术的形成最主要的是要形成一个需求的市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官方的需求和认可是最大的拉动力量。比如新能源汽车，如果官方主要用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或电动汽车，就会注重相关配套技术的完善，如电池技术突破，充电设施的规划，税费的激励等；如果官方用车都是国产车，国产车的技术水准就会有很大的带动；如果政府机构大量使用太阳能，太阳能生产企业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技术改进动力。以官带民，以点带面，以需代扶，将是中国技术发展的现实路径。（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