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日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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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5年夏末秋初，我来到了山西，来到了平遥。

眼前赫然矗立着一座迤逦延伸、蔚为壮观的古城墙。这便是我国现存无多的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平遥古城了。平遥古城墙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西周，早于秦长城，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已列人世界文化遗产。

进入城墙围绕的平遥古城，乘电瓶观光游览车穿过一条条曲折逼仄的小巷，不一会，我就站定在了平遥古城的西大街上。眼前豁然开朗，放眼望去，数十米开外就是名传遐迩的“日升昌”票号了。

说起中国私人钱庄的出现，不得不提山西票号；而提及山西票号，又不得不说到“日升昌”这一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所以如此说，于其说是出于两者地域间的关系，还不如说缘于它们之间的内在渊源更为确切。

迎着“日升昌”票号走去。踏上高高的台阶，迈进大门，便见两旁立有两块醒目的牌匾。一块牌匾上镌有古人文字；另―块牌匾上则刻着当代散文家余秋雨的一段话“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曾有100多年的历史，地域影响以平遥、祁县、太谷的商人为辐射中心，北起莫斯科、蒙古，南至云南、广东、新加坡；东自日本，西达新疆、四川。票号凸显了我国典型的旧式经济制度，这种制度重信用、轻组织，资本虽小，但营业范围广，其经济活动链主要维系在家族基础的上层圈中。在我国银行尚未创立时，富商公私汇款，地方官吏及商业金融调剂，都通过票号进行流通，可见票号对国民经济生活贡献之大。也惟此，解读票号、银号档案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商业与金融的关系，可以知道旧式资本与旧式官僚结合的情状。票号业务以汇兑为主，而其承揽官款，更具有一定性质的国家银行的况味。至于其推行的票据制度，更是开近代银行业的先河。山西票号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的牛耳，诚如余秋雨在《拇隗山西》一文中所分析的，“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平遥“日升昌”票号旧址，今天已辟作“中国票号博物馆”，除了其特有的晋中文化风格建筑外，再一引人瞩目的，当数陈列于里面一进进院落、一间间老屋中的各式各样票号、银号档案文献了。其中有会券、新式汇票三联单、兑条、藉券、小票、帐册及有关信函等等。2003年10月10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会在京召开，第二批35件(组)档案文献人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里面就有中国票号博物馆、山西省平遥县档案局申报的《“日升昌”票号、银号档案文献》。通过这些票号、银号档案文献，确实可以见出金融商业上“山西最红火的年代”面貌之一斑。

山西票号的发达，当然缘于山西商人的涌现，而后一情况的出现，则与他们迫于生活情状有关。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也记述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殷富，实由此焉。”而《晋商盛衰记》描述得更详：“晋地表里山河，农田不足以敷赡养。一家之中，兄弟数人，必有出外贸易者，乃能维持其生活。于是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洲、内外蒙，以至俄之莫司叩(即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足迹……”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于此。生于清代，卒于民国初年的太谷县人曹润堂曾写过一首《太谷竹枝词》：

五月郊原尚未耕，乡村依旧欲开征。

可怜卖得儿和女，半为完粮半救生。

你看，一年一度的耕种尚未开始，沉重的租税倒又要征收了。付不出怎么办，只有卖儿卖女，以求耕种得到粮食来救全家人的性命了。最初从太谷县走出来的商人中，应该不乏像这样被生活逼出来的农民。

二

商人既已出现，自然就有业务需求，晚清时山西商人已遍布全国，商业日益发达，少不了会有大划、小的银钱往来转运。而携带着大笔银钱奔波在各地商途，显然缺少安全系数，此时如能有一家票号，专门经营异地存、放款业务，那该多方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或称社会需求下，一个叫雷履泰的平遥人在人们翘盼的眼眸中出现了。

此前，雷履泰借助本县达蒲村人李正华(又叫李二梅子)的资金，在天津开设了一家“日升昌颜料铺”，生意很红火。但眼前的现象还是日渐引起了他的关注，那就是各省买卖货物皆用现银，以至有些商人怕出意外，还雇请镖局护送。但尽管如此，“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帮为各商所深忧。”雷履泰的才智这时候开始突闪灵光，他在此时的出现，可谓应运而生。是的，雷履泰觅到了淘私人票号业上第一桶金的商机。《晋商盛衰记》的作者也因此赞叹道：“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出乎其间，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

关于雷履泰其人及其创办“日升昌”票号一事，被《山西票号考略》一书作者陈其田视作“票庄老手”的范椿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记载，他说，平遥“日升昌”票号，“(股)东为达蒲村之李正华。经理雷履泰，久驻北京，为人诚直，擅长交际，恒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深得各显贵之信任。始而委办以事，继则信托以款，不数年而‘日升昌’之营业赢余，达数十万。经理雷履泰因贩运货物，无以容纳此巨数款项，于是雷与李商议，由李出资三十万两，雷出资二万两……”

如此说来，雷履泰突闪灵光创办“日升昌”票号，应该说也是和他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史料记载，山西票号崛起并发达以后，各票号饮水思源，遂联合送给雷氏子刊、一个匾额：“拔乎其萃”，以纪念雷履泰开创山西票号的功绩。

诚如斯言，在国内政局最乱的时候，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西逃……“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以至一个名叫犹原陈政的日本人也情不自禁地称道山西票商处事敏捷，金融圆活，诧为得诸意外。并说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山西票商。

毫无疑问，“盛”是要有一定基础的，这基础一是信誉，二是票号本身所具有的实力，两者缺一不可。关于这一点，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便知此言不谬。《山西票庄考略》记载：“虽经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而内容不亏。存款者提取自如，毫无停滞。由是信用日著，存款益多。盖甲午之役，患在关外；庚子之乱，祸仅直、鲁；肢体虽有损伤，心腹毫无妨碍，所以信用大著。官商士庶，皆知票商之殷实，虽经变乱，亦能保存。凡有积蓄，咸欲存储票庄以免遗失。官

款则于税项、军饷、协丁漕；私款则有官吏宦囊，绅富家藏，无不提负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

《晋商盛衰记》也说：“一般的商业，都受战争的影响而衰落，独(山西)票庄因为特殊的理由而更加活动(跃)。”

当我凝视着如今已定格在历史档案中，纸质已泛黄陈旧的“日升昌”票号、银号档案文献时，我眼前分明浮现出了当年“日升昌”票号门前―派人来车往繁荣昌盛的景象。一些人急匆匆迈进去，要求票号帮他们将大笔银钱汇到遥远的某地又一些人兴冲冲跨出门，怀里揣着刚兑出来的巨款。耐人寻味的是，那时并没有什么金融监督机构和官方管理部门制约票号，但客户根本不必担心会受骗，事实上也没有人会这样想。票号的生意靠诚信铺筑，这样的诚信不仅为普通民众深信不疑，执政者也乐于接受。票号巨子、平遥人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写道：“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及逢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你看，兵荒马乱中，不仅清朝政府，连洋行都准票商银券是信。这就是靠信誉和实力托起的山西票号。

三

在“中国票号博物馆”，我还看到了有关“蔚泰厚”票号的档案史料。“蔚泰厚”是继“日升昌”后在平遥出现的第二家票号。和“日升昌”票号最初由颜料铺发展崛起相似，“蔚泰厚”票号则由布庄发展起家；财东侯葵出资20万两，经理毛凤(即毛鸿)出资4万两。毛凤原先曾任职“日升昌”票号分号，自立门户后，他便运用“日升昌”票号的一套管理方法来管理“蔚泰厚”票号。毛凤翔离开“日升昌”票号的理由据说‘是“慕‘日升昌’之发达”，因此，他的离开以及另立门户，在雷履泰看来，无疑是对“日升昌”票号(实际上也就是对他)的背叛。两人心存芥蒂已自不待言；一场“挑战”也势所难免。唐代诗人白居易一语道出的“商人重利”的思想，这时候就在雷履泰体内突然膨胀开来了。他丝毫没有想过，其实他和毛凤翔两人完全可以将这样的“挑战”引入一种正常竞争的轨道，认识到这样的商业竞争，可以促进良性发展，以及带来新一波商机。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同样令人扼腕的是，和雷履泰一样，另一位才智敏捷的平遥票商，偏偏在这上面思想也搁浅了。于是，一次次不正当竞争手段在“日升昌”和“蔚泰厚”两个票号间发生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无情地证实，恶意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遗憾的是，这样的教训非但没有使他们清醒，相反，他们在“交恶”的歧途上居然越走越远。雷、毛两人这时候的低级趣味，曾引发余秋雨大发慨叹道：“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很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而毛凤的孙子叫毛履泰!”顺带提一笔，据《山西票号考略》记载，毛凤确实给孙子起名履泰，而雷履泰则是给儿子而不是刊、子起了鸿翔之名。当然，不管怎么说，性质没有变，此举毕竟流于恶俗。

恶俗一如商场上的恶意竞争，尽管此类行为不是使曾经昌盛的山西票号，就此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到底从中透出了某种不祥之兆。因为这样的情状的产生，使原本应该同心协力谋求事业发展的票商同行失去了团结向外的合力，这样一来，碰上客观情势一起变化，种种弊端立马显现。前面我们曾经述及，山西票号的兴起，一方面因为交通不便，运现危险，另一方面因为国内商业发达，各地商人需要汇款结账，加之各省地方官吏与中央政府常有款项往来，没有适当机构可以代办，所以票号得以应运而生。然而随着火车和火轮船开始通行各商埠，因此缩短了各地的空间距离，商人往来也很方便。另外以货易货，以现银结算也不再那么困难。从前因为交通不便，汇兑非靠票号不可；如今因为交通便利，票号不再是汇兑惟一的途径。再则，此时邮政和信局也日益获得民间信任，他们也开始自行办理汇兑，与票号进行竞争。没有培养出正常竞争理念的雷履泰、毛凤们，在这样的情势下，很快就显得手足无措。这时候，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方银号相继成立。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先前山西票号所做的国库及官款生意，首先就告失去。随之，各地民营银行、钱庄及小银号也纷起挂牌，它们采取对存款加利吸收，对汇兑减费承揽的竞争手段。这样一来，原先由山西票商们独享的蛋糕，很快便被后起者们一块一块分切掉共享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又一次想起了前文曾提及的李宏龄。这时候想起他，是因为面对票号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局势，他曾试图进行改革，以力挽狂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蔚丰厚”票号经理的李宏龄曾倡议各票号合组大银行。在他看来，合组银行可以作为票号的后盾，使票号在同清银行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保山西票商的利益。为此，他疾呼道：“宏(龄)自幼肄业票庄，目睹时局至此，非改组银行，无以收权利平等之效。”

然而，给他迎头一击的竟是：“不料某公闻之，乃愤然曰：‘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某当然是说李宏龄，而某公所指不是别人，正是“蔚泰厚”票号经理毛凤。由于后者的反对和抵制，致使李宏龄的倡议流产。昔日曾经风光无限的山西票号，终于无可奈何地唱响了挽歌、走向了衰败。李宏龄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定这是由于他的改革未能推行的结果，他后来还因此编撰了《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以抒胸中块垒：“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有识者”们正开始陆续从遥远的地平线走进历史。要解读他们，以探究李宏龄的大声诘问，我们的目光显然应该穿越眼前这些票号、银号档案文献，投向更为深邃的时间隧道，去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