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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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与陌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个的圈子当中的,换句话说,整个社会是由一个个的圈子组成的。看一个人的电话联络本,我们就可以大致猜测出他所属的圈子,或者说他是在哪些圈子中活动的。过去,我们常常说许多中国的农民一辈子也没走出大山,没怎么离开过他的家乡和村庄,这当然会导致他的见识少,没见过多少人,尤其是没见过多少外面的人,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在熟人圈子里面生活长大的。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见过多少陌生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一辈子几乎都在和熟人打交道,周围如果都是熟知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还需要名人呢?因为按照一些专家的定义,名人就是被人们熟知的人而已。因此,按照这个定义,岂不是他们全村的人都是名人了?因为他们彼此都是熟人,在他们中间,谁是名人呢?在这种情况下,村长有可能是他们的名人,因为村长管理他们,村长的级别高人一等。还有可能是一个出过远门的人,因为他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看到过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所谓见多识广。
不过,最让我们惊讶的不是这些,而是我们有可能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名人更多的会在陌生人中间产生。和以前的定义相比,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名人仍然可以说是被人们熟知的人,但是,这里的熟知更多指向了陌生人,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陌生人对陌生人的熟知。
在熟悉和陌生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关系,中央电视台已故的纪录片制作者陈氓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纪录片要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怎么理解他的意思呢?他实际上是指我们可以把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通过这种陌生化,让电视观众对纪录片拍摄的东西产生某种再陌生感,因为陌生的东西总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换句话说,我们在生活中容易接受熟悉的东西,而在虚拟的屏幕上,反而容易接受陌生的东西。
听起来,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似乎是更加容易的,比如,新闻报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新闻报道追求的是新奇,闻所未闻,所以,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加工,我们就非常熟悉这些新闻报道的含义了。但是,反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这是一种挑战,纪录片就需要这种转变。那么,电影和电视剧属于哪一种呢?是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还是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我个人的看法是,它们属于前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被别人称为熟悉的陌生人。而反过来,我们能够把某人叫做陌生的熟人吗?这种情况应该很少发生。换言之,熟悉的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名人的准确定义。首先,名人肯定是我们熟知的。其次,名人离我们距离越远,越陌生,名气就越大。还有,越是开放的环境,越容易产生名人。
电话本
再回到村庄,如今很少有封闭的村庄了,走出村庄的人常常比回到村庄的人多,电话成为常用工具了。在固定电话时代,电话本是必不可少的,从电话本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在中国的农村,过去是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小喇叭传递的,小喇叭是一个广播工具,一广播全村都能够听到,这就没有什么隐私了,没有隐私就是把全村视为一个大圈子,不再分为其他的圈子了,所谓公私不分,村长就是父母官,个人和集体不分,公家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而个人的事情再大都是小事。看起来这好像是实现了孔子的理想。
实际上,隐私有可能是构成社会圈子的因素之一。从固定电话到移动电话,传统的纸质的电话本已经逐渐被手机上的通讯录所取代,不过,有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过去,大家怕丢失电话本,因为怕和朋友失去联系,如今是怕丢失手机,因为手机没有了,就意味着手机中的电话通讯录也随之丢失了,这等于是把自己的隐私暴露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选择了不给通讯录分组,也就是说,骗子和小偷拿到这些丢失的手机以后,并不能够区分通讯录上的哪些人是家人,哪些人是亲密的朋友。
如果我们分析通讯录上的分类,就会发现社会关系的一些秘密,通常电话本上的关系可以粗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的关系,另外一种是横向的关系。所谓纵向的社会关系,就是指有深度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比如,家人,父母,亲人,亲密的朋友,等等。而横向关系指的是一些横向发展的关系,这些关系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浅层次的,比如,商务关系,分类中的其他一项,同事关系,甚至包括分类中的重要关系,因为能够进入电话本分类上重要一组的人常常是领导和主要的生意伙伴。
有趣的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常常是不重合的,比如,一个人的纵向社会关系和他的横向社会关系经常就是不交叉的,他们彼此之间很可能不认识,而把这两种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通讯录的主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机的机主就成为了一种枢纽,一种社会关系的媒介。
再往深层次分析,人的关系网实际上就是由许多个圈子组成的,而有意思的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圈子之间并不搭界,它们好像是毫不相干的,最重要的是,它们之间仿佛存在着一些隔离墙,是看不见的墙。但是,随着网络的出现,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关系的隔离墙开始出现动摇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开心网为代表的许多社会交际网,按照一些新闻报道的说法,开心网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关系的变形,具体地说,就是原来不认识的人现在互相认识了,原来不交叉的社会关系现在交叉了,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失去了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权,失控了。在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老友的同时,一个人也会失去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导,也就是说,他的隐私有可能被他不希望知道的人知道,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知道他的隐私,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墙倒塌了,可谓墙倒众人推。
名人和圈子
那么,名人和圈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些名人的成名过程就会发现,圈子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相声明星郭德纲在出名的早期就受益于媒体的圈子,具体地说,就是主要由电台主持人组成的圈子。因为传统相声在郭德纲出名的时候比较多地依靠电台的播放,尤其是考虑到郭德纲还对当时的电视相声有某种抵触。而电台主持人或者说DJ多半是一些小资味很浓的白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从属于电台,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很强的个人传播特性,凭着他们长期和听众建立的人际关系,他们对听众有着更强烈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广播的听众常常是一种迷恋状态。事实上,虽然广播热线电话在中国目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手机短信仍然补充了这个空白和不足,比较起来的话,电视就不像广播那样适合播手机短信。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常常有更加强烈的空间感,也就是所谓的在场感,电视的最高境界――现场直播更是强化了这种现场感。在电视的收看过程中,我们最奇妙的感觉莫过于与别人同在一个现场,更重要的是,电视用时间消灭了空间,我们大家会有地球村的感受,空间不是完全没有了,而是被媒介空间取而代之了,人类的空间被挤压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个时候,我们失去了纯粹的空间,所有的空间都必须伴随着时间而存在,如果没有现场直播,很多人都不在家看体育比赛了,因为过了时间的比赛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同时,早知道比赛结果也就意味着乏味了。结果是没有电视现场直播的比赛就贬值了,甚至中国的一些会议组织者都知道,如果没有电视记者来报道,那么他们的会议好像就没有开过。
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最鲜明地表现了电视的空间感,普天同庆,这正是符合大一统的民族传统。整体性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特征,强调被传播对象的整体在场性,这也正是电视收视率调查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强化了人类的整体性,虽然人类从希腊时期开始就有公共广场上的集会和演说,但是,它毕竟还有人际传播的空间感。而今,大众传播用强大的技术和实力建立了一个新的媒介空间,这种媒介空间是虚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在每个人的心里的。我们似乎可以说大众传播充分利用了人类的共享意识,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常常希望别人也在收看同样的节目,这样一来,相互间的交流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密切结合,我们有可能更多地享受和古人的对话。而现在,随着时空一体化,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与同龄人交流,我们在逐渐失去超越时空的能力,只能依靠美国的科幻大片来帮助我们。
并不是所有的圈子都和名声有关,从目前的情况看,媒体的圈子可以说是离名声最近的,也就是说,你离媒体圈越近,你出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除了媒体的圈子,还有一些圈子也是聚集名气的,比如,文艺圈和体育圈。从拥有名人的数量来说,文艺圈和体育圈无疑是拔头筹的。有意思的是,媒体圈虽然本身拥有名人的数量不算最多,但是,它对名人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不夸张地说,媒体是人们走向名人殿堂的星光大道。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名人会扎堆出现在某些媒体场所,比如,当名人们需要推销他们的新书或者新片时,名人就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出现在相关的电视节目中,他们把这称之为宣传。今天的名人似乎比新闻记者还要明白什么是宣传,他们非常会利用自己的影响。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名人圈子之间的交换,比如,作为有名的导演和演员,英达有丰富的名人资源也就是名人圈的人脉,所以,请他做电视访谈节目显然是不错的选择,他可以源源不断地拉来很多文艺界的名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名人圈子的互惠,换句话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名人圈子之间越来越熟悉,他们直接把名人私生活的圈子搬到了公众的面前,结果就是用公家的地方办了私家的事,典型的像《明星私家菜》节目,连名字都透出一股圈子的味道。还有像《超级访问》和《最佳现场》这样的明星访谈节目,简直就成了名人串场的标志性场所,难怪许多观众会觉得这些节目似曾相识,大同小异,因为它们的功能都是交换名声资源。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