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房奴的幸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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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世纪初开始到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有媒体称，当时的住房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贷者相继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

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八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十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然而，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2012年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但升级换房，再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四十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毁了爱情毁了想象力也毁了创造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在济南市七里河附近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10多万，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1992年，杨延平毕业后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者，画画谋生，但事业发展不顺，两口子为钱的事经常吵架。

2006年，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这让杨延平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40岁时，杨延平去杭州中国美院读硕士，想拿张文凭增加竞争力。西湖边的诗意生活很符合他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价已达3万，毕业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个大问题。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杨延平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杨延平的幸福感因此被消减。他拥有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也是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促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而它付出的代价，是对社会文化的破坏，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对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容易逃得开？

2010年夏天，在上海读完大学的林涛奔回济南。“我不愿成为‘蚁族’中的一员。”林涛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让他切实感受到在上海做一名白领的压力。

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的“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高居全球第9位和第11位。

“这种高成本，显然是被高房价推上去的。”旅美学者薛涌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仅排第98位，这使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费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这对北上广这些城市来说，并非好事。因为被房价门槛拦在门外，处于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正是整个城市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失去他们，在薛涌看来，会严重损害一个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

伪中产伪幸福

据统计，2010年全国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25元，比2000年每平方米1948元的均价上涨了143%；若剔除保障房的因素，2010年市场化的住宅价格，比2000年上涨三到四倍。杨延平2002年买下的顶层阁楼，如今价值百万。像他这样的“百万房主”，正是被房地产市场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

但“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杨延平中学时学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这个“商品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典理论，很容易就戳破“百万房主”的幸福感。

“部长伯伯，怎样能让房价降一点？”党的十上，11岁的张佳鹤抛向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房价的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这个回答随即遭到周立波嘲笑：“果然是哄小孩的！”

不管是第一批购买商品房的黄益民、杨延平，还是新一代房奴林涛，以及未来同样会购房的张佳鹤，房子的问题，不管怎样都无法绕开。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套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蜗居》中的问题，同样是现在众多年轻房奴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福利保障、房价调控、物价水平等民生改革上去破解了。（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薇薇摘自《齐鲁晚报》2012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