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漱时: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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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唐代诗人王维的《终南山》中散发的那种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及的诗中意境,正是赵漱时所偏爱的。她1980年出生于西安，现居于北京从事艺术创作。丰富的海外游学经历使赵漱时得以亲身地欣赏和感受灿烂的西方艺术文化，但在赏尽醉人美景后，蓦然回首，她才发现原来东方的意趣才是一直要寻找的。

正文：

赵漱时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国画，6岁便开始跟随美院老师系统地学习素描与水粉。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本应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名美术教师的她只身前往新西兰留学。国外的陌生与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一个刚刚21岁的她来说是无法预料的，身上还背着自己的毕业创作，本打算继续美术专业进修的她也在分不清状况的情况下一头扎进了移民的队伍而转学商科，从此，没有继续在美术专业的进修便成了她和她的家人在那些年里挥不去的遗憾。

在完成了新西兰的学业后，她放弃了已近在咫尺的移民机会，并且坚定地跟随自己心底的声音，这一次，她选择了世界文化的璀璨明珠，法国！

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滋养人的文化环境使赵漱时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一种浓浓的、让她怡然自得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让她不想离开，让她恋恋不合，让她离开了总是想着回去。作家冯骥才曾经探寻法国文化之谜，他最后得到的答案是“精神至上”四个字。然而博大深厚的法国文化岂是这四个字能够完全囊括的。法国的宗教气氛，法国的绘画、雕塑、音乐和建筑，法国的哲学、文学和美学，法国的葡萄酒、香水和时装，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敢于创新的精神，无一不是这丰富而充满魅力的义化之组成部分。

2005年,在继中法文化年之后的蒙彼利埃又再次掀起了一股中国当代艺术热——首届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 (Biennaledel’artcontemporainChinois),这是赵漱时来到蒙彼利埃的第一年，她有幸的以翻译身份被邀请亲临了这次被称为“中国在蒙彼利埃进行文化革命”的展览，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的了解中国当代艺术。

结合曾进修的美术教育专业、商科背景以及曾经的大学导师从各国寄来的亲笔推荐信，赵漱时被蒙彼利埃一大艺术与文化市场专业免试破格录取，并于201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

一个城市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它外表的繁华，更多地来自于它的文化底蕴。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在法国南部的“阳光之城”——蒙彼利埃创办了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在该市有着浓郁普罗旺斯风情的法布尔博物馆是法国最重要的公共收藏之一，以及阿尔热博物馆的收藏也是极为丰富，特别是古代绘画，仅意大利拉斐尔的名画就有300余幅。“在校期间,我们每周都会有至少一个下午是跟随着导师（该博物馆馆长）在博物馆里面度过的”赵漱时说道,“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绘画的视角不断的发生新的变化，随后德拉克洛瓦这头浪漫主义狮子一声怒吼，浪漫主义席卷而来。库尔贝、杜米埃以及米勒的现实主义，卢梭、柯罗的乡间风景，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再没有事物，而只有印象，即交织的情感，随着印象主义登上法国画坛，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这些伟大的画家敏感地捕捉着光与瞬间的色彩。而塞尚、梵高、马蒂斯的艺术则更是突破了传统，为人类的艺术谱写了崭新的现代辉煌。光耀史册的历史人物陆续登上艺术文化的舞台，建构起延续至今的法国文化基础......”

2012年的夏天，她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批创作《WHAT IF》系列。刘勰在《文心雕龙 物色》中的提出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审美意境，对于生活和自然的反应断不能毫无俱足地机械模仿，而是对其反映的情貌加以取舍藏露。她的作品中略微倾斜的中式家具，在干净的背景下透漏出一种神秘的意象。这种“以少总多”的手法给予观者心理上的艺术效果，尝鼎一脔，可尽知其味，令人感悟到作者的构思意图。白先勇在西方游学归来后，创作了影响极大的青春版《牡丹亭》。他说：“那个时候的潮流，西方的文学、艺术、电影我们都感兴趣得不得了。后来到美国去留学住在纽约，一出去就是文化震撼，我在心底里走过很多省思的路程。最后发现，最美的牡丹花开在我们自己的后院。”想必赵漱时也有此番心境吧。

尤爱文学名著和哲学著作的赵漱时谈起自己的创作，首先强调的是她离不开中国文化，她的创作背后正是以深厚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精神作为支撑：“在国外的近十年里，我只短暂的回过两次国，这期间使我沒有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就是我父亲从中国寄去的一封封寄予重望的信件和一箱箱书籍，从《论语》、《诗经》、《道德经》再到《品读世界美术史》、《西方哲学史》等等，如果说当年我还对別的同学收到一箱箱吃的用的羡慕不已的话，那么从两年前开始创作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开始收获父亲这些年的用心良苦。”同样挚爱哲学的林风眠,在游学归来后所创作的《摸索》与他的《生之欲》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有着相近的意向，也许是受到了哲学家叔本华的某些启示，使他试图用绘画语言去诉说形而上的理念。艺术与哲学一样，不仅在宏观上影响着人们，对于微小处同样无时无刻散发其另类的魅力，不得不说赵父才是一位真正的具有前瞻性的集大成者。

庄子曾谓“凡外重者内拙”。吴冠中则如是说：“艺术是自然形成的，时代一定会有真诚的挽留和无情的淘汰。艺术市场是一面镜子。但上帝只会关照一心去创作的画家，而不是光照镜子的人。”智者所见略同,赵漱时正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大家呈现一位“一心去创作”的艺术家。有人认为一些有西方背景的艺术家是极其强调个人主义的,其作品中也无遗地展现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赵漱时并不反对这种现象,但是她本人以及她的作品并不强调这些,“艺术品终归是要在美术馆中去展现、去给大家欣赏,去为观者服务的,观者在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没有读懂艺术家是可以理解，然而作为艺术家本身而言,我更加愿意看到的结果是观者从中看到了自己、读到了本我,和作品之间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与连接,观者的自我更加重要。”从赵漱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深入而细致地去研究对象实物，探讨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呈现的本质状态以及它与人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描绘物之精神，她说：“画面中呈现的静物是自己有感觉的、喜欢的物件, 我没有刻意去限定作品内容本身的年代、成分、材质等.”然而正是她的这份“不刻意去限定”才赋予了静物以生命,给人以动感，因为“艺术——就是真性情”。

“艺术和书都关乎内容,更关乎时间,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时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艺术亦是如此，19岁、21岁...也许在80岁的人生暮年,再去重新读,更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我们看得到时光流淌过的痕迹.”

赵漱时的自述

“在儿童时代看的‘娃娃书’中我得到了早期的启蒙，也是在那时开始用铅笔描书上的画，从此和看画、画画结上了缘。”

“长大成人后，偶然读到了一些长辈们的自叙和回忆，其中谈到在人到中年之后才认出自己是个井底之蛙，是在坚持读书不断接受启蒙后才有幸告别井底，走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初期阶段，有所思考、有所探究，才知道‘视野’、‘襟怀’是仅在人类中存在的特点。”

“几年前，当读到哲学教授赵玲玲的著作《一生至少一次的哲学浴》后，才感到启蒙对我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自觉的受启蒙之教，走出自以为是—畏惧偏见、畏惧倾斜、警惕错觉、警觉自误。远离曾经欣赏的‘灯下一挥，即影响深远；一擒一纵，即一花独放而意义重大’。”

“启蒙之教使我认识到‘自大’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力量，足以形成行为根源，对人误导的有效性无以伦比。我因此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逐渐接受并信奉不偏不妄、不狂不颠的原则，并以之为思想根据，为基础方法，探索艺术的钥匙。”

图说：

《WHAT IF NO.4》布面丙烯 150×120cm 2012年

《WHAT IF NO.3》布面丙烯 150×120cm 2012年

《WHAT IF NO.5》布面丙烯 120×150cm 2012年

《WHAT IF NO.6》布面丙烯 120×150cm 2012年

《WHAT IF NO.7》布面丙烯 150×60cm 2012年

《WHAT IF NO.8》布面丙烯 150×60cm 2012年

《WHAT IF NO.2》布面丙烯 120×150cm 2012年

失衡及其可能性——赵漱时的倾斜器物

文/杜曦云

赵漱时的绘画，从图像上一目了然：中国传统器物、中国文化典籍的倾斜。当把这些图像所处的具体背景抽空后，这些图像具有了象征意涵。但，除了倾斜的器物和空白的背景之外，再没有更多的视觉因素，这时，象征意涵是较为宽泛的。这种宽泛的象征意涵，取决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在与这些时代语境发生关系后，作品的意涵具体、丰富、饱满起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宽泛的象征意涵也给了观者较大的自由空间来感受、体会。

特定时代的文化消费品，传递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赵漱时绘画中的传统器物、典籍，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产物，往往指向传统的行为规范。她的这些绘画，因而可以喻示传统行为规范在当下的失衡，也可以顺延到无序、失范……。但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行为规范、道德的失衡、无序、失范、解体等，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中是很复杂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从公元前221年起直到19世纪，没有什么根本变化。其社会由一套复杂的哲学和宗教来维持，这些规范演变成了民族的持久不变的精神状态，使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始终趋于稳定。在政治制度上，皇帝基于权力网络的中心，各级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管理该地区的一切公共事务，人民被组织在保甲制度中。整个官僚体系只由一群御史制衡，他们的责任是发现贪污和滥用权力并向皇帝本人报告。该体系给予皇帝和官僚们巨大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后者对于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害的事务并无置喙的余地。为确保这个制度不受挑战，皇帝和士绅阶级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联盟，使后者变成了统治阶级。

中国采用文官制度并发明了用考试来选择官员，教育因此被赋予了极端的重要性。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养一个“士官生阶级”，这个阶级的抱负是有朝一日被选中为皇帝服务。教育制度不但是一种洗脑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博弈，有效地牢笼了所有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青年人，把他们变成了现状的忠诚和热心的支持者。教育的科目不是科学和技术，而是儒教学说为主的经典。历史也是一门重要科目，因为从以往朝代的兴衰中汲取的教训可以用作未来的官员们的罗盘。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得写一手好字，能创作对联和诗歌来炫耀他出众的才能和高雅的趣味。为此目的，能画上两笔也大有俾益。但音乐、戏剧、雕塑、小说和别的形式的艺术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它们被看作是下流的东西。

隐藏在所有这些政治设施之后并凌驾在它们之上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儒教。它主张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构成了社会的基石。这样的社会由三个柱子支撑：君臣、父子、夫妻。妻子、儿子和大臣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丈夫、父亲和皇帝。这种社会其实是家庭的放大，皇帝作为大家长，对其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全体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道德水平，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严格符合本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的要求。如果皇帝、父亲们和丈夫们表现得英明和慈祥，象真正的皇帝、父亲和丈夫那样，那么社会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目标──永久的和谐。只有这，而不是财富或其他物质成就才是一个人应当关心的。

从这个基本的教义出发，孔子的信徒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伦理规范与社交礼节。这些行为规范的核心是：“灭人欲，存天理”。受挫的士大夫们则靠道家哲学来逃避现实。它认为无知者最安乐，而欲望正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你越想得到某样东西，你就越不可能得到它，你也就越为此烦恼。所以，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知足常乐，在现有条件下谋求内心的安宁而充分享受短促的一生。对于社会上的所有阶层，佛教提供了一个人精神的永恒归宿。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们沉醉于它那极度复杂精致的哲学中。然而对于那些受压迫与受剥削的大众来说，是转世轮回学说提供了真正的安慰。

古代中国人设法调和了儒、道、释，把它们融汇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中国人心态。这三种意识形态、信仰混合而成的心态使中国社会很稳定。朝代有更替，但中国生活方式却长久不变。同时，这种文化因为建立在否定人性的基础上，使人性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现自己，使双重道德标准成了人生的必需，而伪善成了日常的现实。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阻碍，直到14世纪，中国在技术上远比西方先进。但在古代中国，科学与技术从来不是文化的主流。士绅阶级鄙视这些“奇技淫巧”。因为它们与道德的改善毫无关系，所以只有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另类才会去接触它们。因为害怕新发明可能会刺激人欲而导致社会动荡，它们一问世就遭到社会的忽略、压制和谴责。社会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商业贸易，因为它本身并不能造出食物和衣服来，只能引诱人们耽溺于物质享受。在社会的四大阶级（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最低下的，常常成为腐败的官员或军阀们敲诈勒索和骚扰的对象。

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天然封闭：北有流沙，西有峻岭，南有榛莽，东有大海。中国居于东亚的中心，由喜马拉雅山隔开，自成一体。这让古代中国人充分相信自己位于一切已知文明的中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传统中国都自给自足了两千年，中国生活方式被证明是很合适这块土壤的。

西方现代文化的大规模进入是稳定的中国生活方式结束的主因。虽然过去不断有异族入侵和统治，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面对着一个既不能同化、又不能收买的更为强大的文明。传统中国从此被打出了自己的运行轨道，迄今未能顺畅的调整自己。有如一个破产者被赶出了自己的老宅而找不到新的安逸之处，但对文明、种族、权势优越感的重视又使他不肯面对现实来调整自己，中国人从此一直徘徊在两个文明之间的沙漠中，并被记忆中那失去了的传统苦苦折磨。

经过如今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经济成果举世瞩目，但中国的文化土壤依然无法直接、全面的移植首发于西方的现代文化，因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改变是漫长的历程。而且，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碰撞、融汇中所遭遇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利益与道义的差异、显性文化与隐形文化的差异等，都使问题变的复杂。赵漱时的这些视觉作品，在当下给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而赵漱时本人对传统行为规范失衡、无序的态度，则隐在作品之后。

问题是无法一劳永逸的解决的，生命的过程也是不断面对问题的过程。但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触摸到新的可能性。赵漱时大面积留白的背景，因为较少具体的因素而让人失语，但也因较少限定的因素而留出了未知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What if 这个问题，指向的可以是开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