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外投资促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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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五年我们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实现这一目标，既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又要找准切入点、有效突破。以企业“走出去”为主要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抓手之一。

优化经济结构的切入点

经济结构失衡，令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结构是由多要素、多层次构成的复合体。储蓄和消费作为经济体系中两个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因而，储蓄―消费之间是否匹配和协调就成为经济结构平衡与否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持续保持超常增长的态势，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1.4％下降到47.4％（见图1），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在消费乏力的背景下，投资的高增长成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保证，但由此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快扩张亟须新的需求来吸收。

于是，一方面，不断依赖更大规模的投资来创造新的需求，导致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强化。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8.6％（见图1），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国际市场来稀释过度扩张的生产能力，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

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净出口从225亿美元增至1831亿美元，增长了7倍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主动实施进出口平衡战略，再加上外需疲弱，2010年净出口已较2008年的2981亿美元有大幅下降），货物进出口总额则高达2.9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见图2）。

然而，长期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来缓解储蓄-消费失衡会引发更多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风险隐患也日渐突出。 首先，高投资不仅对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严峻考验，而且由于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习惯的培养、消费空间的延展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扩张会进一步拉大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剪刀差”，境内产能不能被消费需求吸纳的部分越来越大，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部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以光伏产业为例，2006年以来，国内光伏产业投资急剧扩大，仅2009年至2010年就新增投资超过1500亿元。据初步统计,2008年四季度以来,国内已有300多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一半左右的光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多家光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恶化,部分企业负债率超过50％，有的甚至接近70％。

其次，出口虽然是借助外需释放过剩产能的重要途径，但未来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制约。

一是对外需的过度依赖会削弱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贸订单减少，出口额和双顺差规模骤降，对国内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二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加大了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制定的难度。三是在全球经济不平衡逐渐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面对的矛盾日益尖锐，争端愈加频繁。

后危机时代，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和新的途径。企业“走出去”应成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John H.Dunning)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趋势。

2011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184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因此，如果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具备适用条件，则中国的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规模拓展周期。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在投资和出口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瓶颈制约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转移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而且可以避免高投资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对高出口的冲击，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估值相对较低，可有效减轻“走出去”企业的成本压力。更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可能会放宽外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并购的管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将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从而对改善其公路、铁路、机场、码头以及水利、电力、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日本、印度经验借鉴

从国际普遍经验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发挥的积极效应一般可划分为贸易替代型、贸易创造型、产业转移型、资源获取型、技术寻求型等。

从典型案例来看，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当前情况相似，其利用产业的国际转移加快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对中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此外，印度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对外投资经验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对外投资的积极效应表现为：产能转移+贸易替代+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日本对外投资累计流量达到2742亿美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截至2010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至8311亿美元。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对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了以下作用：

一是通过扩大对外投资将过剩产业向海外转移，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换代。上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海外企业销售额与国内企业销售额的比率）仅为3％左右，90年代初提高到8％左右，而2002年达到17.1％，其中电气机械业达到26.5％、运输机械业则高达47.6％。

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年－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1978年－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 1986年－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

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二是起到贸易替代作用，即通过对外投资将出口贸易转化成就地产销，从而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据统计，在海外日资企业中，产品就地销售的占64％,销往第三国的占21％，返销日本的仅占15％。这表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以国际化生产代替了单纯的出口，产生了85％的贸易替代效应。这种迂回策略一方面巩固扩大了海外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缓和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不平衡矛盾（见图3）。

三是通过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投资和加快走向国际化，日本企业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工和配置资源，“在最合适的地方研发，最合适的地方生产，最合适的地方销售”，不仅突破了日本本土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的瓶颈，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印度的对外投资效应则代表了新兴经济体的经验。

尽管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但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其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投资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

近年来印度的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很快。海外投资存量从2000年的17.33亿美元迅速增至2010年的924亿美元，十年增长53倍。印度海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私人企业主导、市场力量推动(一些能源企业除外)，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并向石油、钢铁、制药等多个领域拓展。

海外投资给印度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外投资绕过了贸易壁垒，开辟新的市场。比如，为绕过进口国设置的反倾销、特保等壁垒，印度纺织企业尝试在非洲、南亚周边国家以及海湾国家设厂，以享受这些国家的特别关税减让，并降低生产成本。

二是通过海外投资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印度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以及全球对信息产品与相关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印度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得到快速发展。印度企业在承接发达国家技术的同时发展起自己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及管理技术，进一步巩固了本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此外，印度在海外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业等能源开发合作项目,很好地补充了国内资源不足的状况，使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发展起到相互促进作用（见图4）。

三是通过海外投资促进本国出口，即贸易创造效应。为了解决本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印度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实行“促进出口”政策。配合此项政策，印度政府也鼓励通过发展海外合资企业来促进本国出口（见图5）。据统计，在印度出口的工程技术产品中，40％都是专门供应给海外合资企业或工程项目的，印度海外合资企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本国机械产品的出口。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在规避贸易壁垒、拓展海外市场、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战略实施需顶层设计

鉴于企业“走出去”对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意义，中国应科学规划、统筹协调这一战略。

首先，应注重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制定企业“走出去”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投资区域、行业选择、投资方式、投资主体、融资战略、最小进入规模以及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等，对企业“走出去”提供战略指引。

国家还应通过倾斜政策引导企业重点走向资源丰富的地区投资，加强资源获取型对外投资，以克服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资源障碍,突破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资源瓶颈；走向人均收入虽然较高但并未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投资，如拉美大部分国家；走向尚未开发、仍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投资，如非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潜力大，而且可以通过输出国内成熟的产业，以缓解产能过剩状况，并获取国际比较优势；走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投资，以获得整个自由贸易区内部市场；走向已经和将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投资，以充分利用协定创造的有利条件；走向周边国家投资，以降低成本等。

其次，应完善政策法规和基础设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配套支持。

一是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立法，减少所有制歧视，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要建立和完善中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改变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无法可依的局面；要依法推动对外投资企业主体的多元化，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的壁垒，尤其要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对国企对外投资的管理，应着重于股东管理、投资人管理的角度；要简化审批流程, 加快审批速度，提高审批效率；要强化投资后的监管，建立投资问责制，对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损失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此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可能的过度发展，会导致中国某些产业的空心化，在放开对外直接投资限制的同时，应配合出台鼓励企业将核心部门保留在国内的相关政策。

二是国家有关部门要发挥好指导平台和信息窗口作用。要与重点投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建立长期联系，通过政府间的交往，积极利用各种国际组织为“走出去”企业争取利益；在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区协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时，从以往侧重吸收外资转向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权益的保护；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对外投资信息服务系统，逐步形成和完善对外投资项目信息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加强对企业投资国的风险预警，为在外中资机构和员工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外交保护和智力支持；在中国企业遭受保护主义侵害时，积极出面协调，保护其利益；建立必要的监督跟踪机制，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生的突发公共外交事件，做到及时掌握并有应急预案等。

三是构建完善的对外投资金融服务体系。适当放松企业境外投资、并购换汇等方面的外汇管制；建立利用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转换渠道，开拓外汇储备管理、使用的新思路、新方式，考虑把外汇储备借给国内的金融机构，除金融机构购汇外，还可采用储备注资、委托贷款、货币互存、外储借款或定向债等多种委托投资方式，拓宽“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给予银行并购贷款、搭桥贷款等外汇支持；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的信用担保、保险等风险保障制度与措施; 建立各种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建立银企金融需求对接机制，使“走出去”企业能及时通过该机制金融需求；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中的作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以化解企业“走出去”的汇率风险等。

此外，金融机构应发挥服务和引领功能，为企业“走出去”帮扶助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国内金融机构跟随企业同步走出去，支持其在全球的发展。

目前，海外中资企业对银行的服务需求已经从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演变，衍生出巨大的公司金融、投行服务和金融中介需求，尤其是石化、电信、交通、机械、商贸等行业，其跨境发展所需金融服务最多也最为紧迫。

这既要求中资银行机构全面参与境外需求主体的结算、清算、信贷融资、投资并购、资本运作、资产保值、现金管理和日常经营；还要求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引导企业到符合国家对外经贸政策的境外地区发展，引导投资流向效益更高、潜力更大、结构更合理的产业和领域。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