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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智”与“反智”:老子与韩非子的纠结和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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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老子与韩非皆以“智”为人生之“大敌”“大祸(惑)”,但他们所指斥的“智”,却并不相同:老子所言的“智”,多为智谋、智巧,韩非言及的“智”,则为智能、智识;老子以“智”为“心橱”,旨在“弃智”,韩非视“智”为“心蠹”,推崇“反智”。但是,后人却每每忽视这些不同,皆以“(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强化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从而将“愚民”之祸一并推与老子。笔者以为,在“弃智”与“反智”的认识上,老子与韩非有纠结、传承,但在“弃智”与“反智”的追求上,二者初衷迥异,异理而殊途。谨此,略述如下,待教于方家。

老子处于春秋乱世,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出入、居托于危邦、乱邦之中,如果依仗智巧,放纵志欲,沉湎于争名取位,则更易招惹是非,唯有洞悉“智之弊”,才能全身远祸。是以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的思想,就是看到了当人已有才智,得到一定的名利时,往往不知自止,反而对名利更加趋之若鹜。他提醒人们: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九章)

在此,老子将“有智”比作锤打武器,本来已经很锐利的武器,如果再锤打,使之更加尖锐,可能使武器易折而不能长期保存完好,“揣而锐之,不可常保”。盖智劳生欲,欲多则惑频,易致人失其本真,即如道路多歧,每使人“自遗其咎”,生多歧亡羊之祸。

至于他提出的“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第十九章)、“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傅奕本第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等针对政治而发的言论,确有告诫人君求“有智”治国之悖。但是,弃绝“有智”治国并不等同于“愚民之术”。老子之“不尚贤”,乃在“使民不争”(第三章)。“和大多数中国哲学家一样,人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才是他关注的核心。”(郭齐勇、冯达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老子的主张,是想通过、借助为政者、统治者的倡导、推行,来摒绝人们心目中的智巧、欲念——一旦为政者将“智”视为“邦之贼”、以“不智”为“邦之德”,则“大伪”无市、“淫巧”不行,人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守住本真,天下“无为而无不为”,“不治而治”。

如果说,老子的“弃智”,是从人的个体修养出发,用以解决人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韩非的“反智”,则是从统治者的客体需要人手,它“不是玄想,也不是情绪”,“从战国(特别是中晚期)的政治经验中逐步发展成熟”,运用“冷酷的理智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它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在韩非的眼里,庶民“有智”是为政者的大敌: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五蠹》篇的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倾向。在韩非的政治理想中,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先王之语)尤在禁绝之列,人民不需要学习甚或思考,各层的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人们只需遵令执行。在这一路线的领导之下,只有两类人最受欢迎和优待——能够“富国”的农民和用以“强兵”的战士,拥有知识和思想的“士人”,是邦国的“大蠹”“至害”。遣贤去知后,人们不会有批评国家政策的智识和能力,在位者就根绝了执政的危机和困难。《显学》篇中另有一段话,最露骨地体现了韩非的“愚民”主张:

今不知治者必日:“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韩非的主张愚民,一方面是因为他从骨子里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无法了解国家最高政策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认为如果让人民拥有一些足以批评国家政策的知识和思想,势必增加统治的困难。为“位上者”谋之,只有“愚民”才能实现“尊君卑臣”,“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子·主道》);最好的统治,不是“天下英雄人吾彀中”,而是人人安分守职,一切悉听“上命”。为便于统治计,“焚书”“坑儒”的暴行是可行的,“诛心”“腹诽”的罪状是必须的,韩非不只要控制人的言行,更要控制人的思想内心,硬刀子和软刀子一同悬于上,这才是最彻底的统治——专制。愚民术作为一项隐秘国策,之所以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心照不宣的青睐贯彻和坚守如一的执行,历时两千余年不动摇,原因无非一条:无条件地站在统治者一边,一切围绕着“万世一统”的统治出发;为达此目的,不仅认识上必须视民众为无知无识之辈,行动上还得确保民众的无知无识状态得到维持。韩非,这个具有一流理性思辨能力、一流分析阐述能力、一流举例论证能力的不世天才,本该以自己的智慧大幅提高汉语思辨水准的理智强人,偏偏明珠暗投,走向了“反智”的歧途,将自己铸造成一个思想酷吏,为了满足、实现帝王的统治欲望,不惜荼毒百代苍生,对中国文化来说,不啻无妄之灾。“五四”英彦为高彰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振臂力呼“打倒孔家店”,殊不知选错了对象,真正阻扰“德先生”“赛先生”来到的痼疾,其源头并非孔子,而是韩非和受其启发被后世统治者完善并刻意经营的世界上最精致、最高效同时也最冷酷的愚民术。

综上所言,虽然在战国末年法家的攀附下,老子的思想确有愈来愈权谋化的倾向,而后世帝王之注《道德经》如明太祖者,更不期而然地从权谋方面别具用心。但是,归之老子的思想本源,“弃智”绝不等同于“愚民”。要之,老子的“弃智”,旨在人人皆知进守止、远欲无争,从而轻松生活,使天下自治,每每求诸“至人”;韩非的“反智”,则意使人人寡思罕想,顺从响应,进而便于统治,使天下好治,最终落入“愚民”。通透逍遥、绝世超越的庄子别取老子思想而发展之,或可另为力证。

作者: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语文组,邮编25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