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多瑞:闯进生意门的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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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投资人给华人圈中最大的编剧公司喜多瑞指点了这样的上市路径：你们有20个明星编剧，每个编剧年收入200万-300万元，加起来4000万-6000万元，他们都是公司股东，收入都算作利润，完全可以上创业板了，股东价值在上市后的股价中体现。喜多瑞的管理团队觉得这是为了上市而上市，不是健康的路子，放弃。
喜多瑞曾想以编剧资源入股，与浙江影视集团等合作方一起制作电视剧《中国1921》，成为联合出品方，分享15%-20%的利润分成，最后却被玩弄于股掌，被以每集3万元的编剧费冲抵利润分成，喜多瑞的编剧们索性连100万元左右的稿费也不要了，直接破口大骂合作方：“你们这帮XX！”
在电视剧《娱乐没有圈》项目中，按合约，影星韩雪并非出品人，她的名字最后却出现在字幕里，喜多瑞董事长汪海林一怒之下要告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韩雪工作室。当时华策正运作上市，官司对其影响极大。汪没有趁火打劫，只要了对方10万元象征性赔偿了事。
……
喜多瑞，这家以明星编剧为合伙股东的公司，成立之初是为了“维权”，提高编剧们的地位。他们想做高级的影视制作公司，而不是把编剧们打包卖的低级的“编剧经纪公司”……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影视圈的商业丛林里，他们按自己的好恶倒腾着，碰得头破血流。他们能成吗？一个股东完全由编剧们组成的上市公司会出现吗？恐怕很难。
做自己的主人
2008年元宵节之夜，汪海林、刘毅、石康、邵晓黎，四个写故事的大老爷们跑到天寒地冻的亮马河边，豪情万丈地放起了烟花。
之前，这四人已经在金谷仓酒吧开完了下一年的编剧维权会――这是他们每年春节期间的例行聚会。长久以来，编剧是影视利益链条中被忽略的一群人。
“（2007年）好莱坞编剧罢工，实际上是一个DVD分红和网络新媒体分红问题，他们要求增加0.5%的分成，制片人协会不同意。”汪海林说。
太平洋彼岸的“造反”令国内编剧们颇为激动。作为同行，他们认为好莱坞正在被教育的一个道理是：编剧是整个影视利益链条中核心而稀缺的资源，并非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但长久形成的行业生态，不仅在国内难以撼动，在好莱坞也同样如是。“他们的罢工坚持了好几个月，最后美国影视制片人协会一次性给了编剧协会2000万美元，分到个人头上大概1万美元。”汪海林认为罢工事实上失败了，不过这之后有四五个编剧成立了一个网络视频公司，把他们的作品放到网络上，主动插手制作发行。这似乎是个更强势的选择。
“这事儿（维权），没个组织，没戏。”金谷仓里，四人争执不下，或许是受好莱坞编剧们的启发，石康斩钉截铁地说。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想改名叫编剧协会民政部都不让改，你还能做什么样的组织？”刘毅怀疑。
“我们不用搞民间团伙，我们可以搞一个商业的组织，一个公司。”石康答。
四人讨论一番之后，石康顺手抽出一张纸，正儿八经地写下了成立一家编剧主导的公司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亮马河边的烟花不过是他们提前庆祝编剧们进入公司时代了。
这帮被著名导演张纪中形容为影视链条中的“孤独潜行者”的编剧，开始呼啦啦地找圈内好友谈成立公司的事宜。编剧圈子很小，而过往几年的集体维权让大家早已彼此相熟。 “费明一听就说，哇，这个特别好！徐兵说，我愿意参加！”刘毅说。
2008年9月，为公司成立奔波了大半年的汪海林发现愿意参与其中的编剧已非常多。在以必须有作品拿过收视冠军的原则筛选之后，20个明星编剧成为喜多瑞的股东。2009年1月8日，公司正式成立。
“庆典那天请了很多老总过来，当时就有人在台下说，这个不行，迟早关门。”汪海林说，后来还有人开玩笑似的问我，你们怎么还没关门，我跟他说，小卖部都死不了。
你们这帮XX！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制作公司，不是打包干活的公司。”汪海林说。
喜多瑞至今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共三部：《中国1921》、《娱乐没有圈》、《上海森林》。这三部电视剧的完成进程，恰好是一帮文人在一个商业丛林中的进化史。
2009年夏，浙江影视集团召开首届塘溪雅集编剧聚会，邀请了几十个编剧，“晚上一起吃饭，一说有六七个都是喜多瑞的，他们傻掉了。”刘毅说，很快浙江影视集团制片人杜闻伟找到他，提议两家合作。
喜多瑞提出了从未有过的合作模式――在不投资的情况下，喜多瑞以编剧资源参与项目操作，赚钱之后，分享利润的15%－20%。
2009年年底，双方就电视剧《中国1921》 50%。这让三人开始隐隐不安――如果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资一半，喜多瑞最后要占利润的15%-20%，意味着浙江影视集团只能获得30%-35%的利润，他们怎么肯？
果然，在完成全部剧本后，喜多瑞被浙江影视集团告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不同意他们作为出品方，原因是，没出钱的分享利润，对出钱的不公平。喜多瑞随即提出以尚未结清的70%的稿费折成投资。然而，投资协议像皮球一样，被浙江影视集团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踢来踢去。此间，《中国1921》开拍。
该剧开播前，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倪政伟给刘毅打电话：喜多瑞不能署名为联合出品方，但可署名联合摄制方；原本承诺的20%的利润，愿意以每集3万元的奖金方式支付。不能成为联合出品方，喜多瑞最为看重的电视剧版权成为泡影。
喜多瑞怒了，官司开始了。但倪政伟给刘打电的合作达成协议：按剧本创作进程，浙江影视集团分阶段支付喜多瑞相应的编剧稿酬，同时喜多瑞以剧本入股该项目，参与该剧的利润分成，享有该剧出品人身份。这份协议给喜多瑞很大的鼓舞。喜多瑞决定以刘毅、汪海林、闫刚三名干将投入该项目的编剧。浙江影视集团也开始为该剧寻找合作方，以确保该剧在央视播出。
2010年3月，故事大纲完成，合作单位也已确定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但刘、汪、闫三人被告知，在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谈判过程中，浙江影视集团并未告知对方喜多瑞是联合出品方。浙江影视集团承诺在谈合作细节时将此事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交代清楚。
汪海林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句搪塞之词，事实上，喜多瑞正在由“元配”变成“小三”，并走在了出局的路上。
之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表示将给该剧投资 话很淡定：你们有任何证据吗？顶多你们告我拖欠稿酬而已。
“我们实在忍不住了，直接破口大骂，你们这帮XX！”汪海林望着窗外哈哈大笑，“为什么说我们是文人呢，只要上中央一套，（浙江省政府）每集奖励给编剧5万元，（30集）就是150万元。后来别人跟我说，你们先把钱要了再骂啊，我们说不！”
吃一堑未必长一智。
喜多瑞参与制作的另一部电视剧《娱乐没有圈》虽然获得60万元的利润分成，但公司并没有成为出品方。而按合作协议，并非是出品人的演员韩雪，却成为出品人之一。汪找到华策的老总赵依芳（韩雪工作室属华策）：韩雪什么事也没干，怎么能当出品人？他要华策。
赵说，我赔你钱吧，要多少？
汪说，赔个十万块吧，让我跟公司股东有个交代。
赵说，这么少啊，你对我可真好。
汪说，你得再给我写份检讨。
赵说，你要这个干吗？要给谁看？
汪说，我不给谁看，就放抽屉里。
赵死活不写。
汪说，你怕我上市前把东西拿出来，算了算了。
最后华策赔了喜多瑞10万元钱了事。
到喜多瑞参与第三部电视剧《上海森林》时，汪已不得不接受中国影视圈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在3000万元的总投资中出资一半，才最终拿到了出品方的头衔。
我们缺个大胖子
电视剧制作上屡屡碰头让喜多瑞不得不把心思转到编剧经纪业务。
“过多地强调我们是一个制作公司，说不清楚。”汪海林说。投资人常有的疑问是：“编剧是喜多瑞的股东，但为什么你的编剧彭三元同时给华谊写剧本呢？”2010年底喜多瑞编剧经纪公司成立后，跟投资人解释就很清楚了，“这些编剧签约在喜多瑞。”
“（行业）对编剧的需求量很大，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汪海林说，喜多瑞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拥有一个超过70人的编剧团队。汪打趣说：“东北的30岁离过婚的女编剧，男同性恋编剧，香港编剧……我们都能提供。”
2010年开始，在几轮影视公司上市潮后，编剧的身价水涨船高。“这是由演员价格飞涨带来的。我认为是一些演员比较多的机构上市之后，出于财务报表的压力，把演员的价格整体大幅翻倍地增加，实际是做账做出来的。”汪海林介绍，“演员现在涨到70万-90万元/集，一线编剧的价格相当于二线偏下的演员的价格。”即便在编剧身价剧增的情况下，编剧经纪业务为喜多瑞带来的收入，“一年也就几百万元”。
在汪海林看来，编剧经纪的价值远没有体现出来，“我们把经纪业务做起来的同时，把这些人（编剧）也聚集在这儿。各个（影视）制作公司每年的困扰是他们的项目开发能力有限，我们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项目过多的公司。”
喜多瑞目前正在运作两个基金：项目孵化基金和影视投资基金。在编剧经纪业务逐渐成熟的同时，通过项目孵化基金发挥公司核心的编剧优势，消化多余项目，再通过影视投资基金运作本公司项目，出品影视剧，成为喜多瑞所有合伙人看好的商业模式。
“50万元即可做完分集大纲和前五集，就可以签到演员和导演，一个项目就差不多成了，再拿项目去做融资。项目孵化基金每年做8-10个成熟项目，基金总额800万元上下。”汪海林说。
“我觉得现在规模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想要一个特别职业化，特别专业化的公司。随着影视孵化基金和影视投资基金逐步到位，这个公司会逐步起来的。”刘毅说。
前段时间，汪海林的一个朋友从韩国回来，跟汪说，韩国一家叫KP&SHOW的公司跟喜多瑞很像。KP&SHOW是韩国最大的电视剧制作公司，由五个韩国一线编剧联合成立（包括写《大长今》的编剧金英贤），每个编剧下面有三四个徒弟。“KP&SHOW有个管理人，一个大胖子，他原来是个大编剧，现在不写了，每天跟电视台的人喝酒，泡妞，负责搞定那些事儿。”汪说，喜多瑞现在缺一个这样的大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