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流水线上独自浅唱的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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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1日，郑小琼向自己打工的工厂请了假，然后来到首都北京。在这里，她将接受人民文学奖对她作品《铁塑料厂》的颁奖。
站在台上，郑小琼讲她的获奖感言：“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的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台下西装革履的知名作家们或许很少听到过这么血淋淋的获奖感言，于是掌声骤起。这让台上的郑小琼感到紧张，于是蹩脚的普通话立刻变回了四川方言。
获奖后，有多家媒体对她进行约访，她都回绝了，因为她必须赶回广东东莞常平镇的工厂，她不能失去工作。但不久，广东的著名媒体《南方周末》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这位27岁的女子进行了采访，并在6月7日的报纸上用了整版进行报道。
“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
走进了八十年代，返回红漆脱落的
厨房，工厂，想想阳光下诸事物
所有的蔑视与不幸也让阳光照耀
想想温暖，文凭，房子与梦幻
――《他》
27岁的郑小琼工龄已有7年。2001年3月，21岁的郑小琼从南充卫校毕业以后，在一家乡村诊所干了一阵后不得不离开南充老家，如同她无数的老乡一样，到了广东打工，先是被一和个黑心老板拖欠了4个月的工资，然后到了一家家具厂，月底只拿到284块钱。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欠下的近万元债务，郑小琼“死的心都有”。她将自己封闭起来，一下班，便趴在铁架床上，写乡愁，诉苦闷。在家乡读书时，这个沉默的女孩就不善与人交流，只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日记。
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郑小琼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小诗《荷》投到东莞《大岭报》，没想到很快发表。她说自己“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诗。2004年，郑小琼开始受到关注，诗歌《挣扎》、《人行天桥》一度在网上大手追捧。2005年，她获得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2005年12月，她参加了有“诗歌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东莞市政府也大力扶持这位年轻女诗人。市政府曾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还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并为她开过作品研讨会。
虽然出席过不少诗会，沙龙，郑小琼仍不善言谈。即使跟好友在一起，言语依然很少。但在“打工诗人”QQ群上，郑小琼却异常活跃。“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她说。郑小琼闲时，除了写诗就是看书，宗教，哲学、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到国内外先锋诗人的诗集。扎实的阅读量使她的视野超越了一般的打工诗人。如今她依然沉默地打工，看书，写诗，然后，是她对南充的乡愁。
与风痴缠在一起的荷
梦一样美丽
叹息如风
站在夏天的中央
星星点点
布满回忆的池塘
在千里之外的故乡
每天
我漫步在记忆的池塘
乡愁的中央居然是
站立的荷
飘出淡淡的清香
――《荷》
“我只看见事实”
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
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
像烧灼着的铁一样
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
――《铁》
走下颁奖台，郑小琼又恢复了木讷、羞涩的表情，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脸上。她单薄的身影穿过西装革履的知名作家们，悄无声息地落座。据评委李平回忆，郑小琼那天很少说话，但很扎眼，若在平时，没人会注意到她。这个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料子长裤，黑布鞋，素面朝天的瘦小女孩，总是低着头嘿嘿地笑，”和北京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
郑小琼的打工身份与人民文学奖的巨大落差，引来圈内外的广泛关注。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之前，郑小琼获得过一些奖项，也参加过不少诗会、沙龙，在圈内小有名气。一年前，她曾因“倾诉欲太强”，与“主流”失之交臂。
2006年3月，东莞文学院公开招聘合同制作家，郑小琼花了3个月时间，调查了几十个工厂近万名工人的生存状况，以此为内容申报选题，最终落选。知情人透露。她的选题灰暗，自然被刷。
最初的赏识者，郑小琼的伯乐，《打工诗人》主编许强说，偏激与怨愤是打工文学的基色，这点在她身上特别鲜明。2002年，郑小琼经许强推荐，认识了发星与海上。在两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郑小琼诗风陡变。长诗《人行天桥》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以百余行诗句，嘲讽世态人心，在网络引起轰动。海上赞其为“近年中国诗坛的旷世杰作”。有的人认为，郑小琼太偏激，感情停在愤怒层面上，作品太粗粝。
郑小琼否认自己偏激。“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这位在东莞打工7年的女孩，见惯了烧得通红的铁片、压断过数根手指的；中床和密密匝匝的钢针机。
“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
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
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
在窗外
在机台上游动着
――《塑料厂》
获得人民文学奖后，郑小琼陆续接到十余家媒体的约访，她――谢绝，匆匆回到东莞。这位声名鹊起的诗坛新人不是“耍大牌”，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
2007年3月，郑小琼从流水线工人转做业务员，销售工厂的五金用品。为完成每月规定的业务额，小琼必须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客户，推销产品，3个月下来，她只卖出几个小物件，还都是诗友照顾的生意。因为跑业务是靠提成，没有签单就没有收入，目前她反而贴了3000元，幸好因为获得人民文学奖得到了1万元奖金。不然真要为生活而发愁了。一名业务员说，小琼沟通能力差，根本不适合做业务，但如果放弃。3万元的押金就拿不回来了。
一次，郑小琼参加一个主流诗人聚会，她独自坐在角落沉默不语，望着激扬文字的诗人们，只低头默笑。她说自己是一个木讷的人，没有多少爱好，和大家也没有话说。又说自己其实害怕聚会，尤其怕与诗人们聚会。
她的业余爱好就是上网，用QQ聊天。乐意接受各媒体记者通过QQ采访，她在新浪开了博客，有时一天连贴近20篇诗作。“在虚拟世界里，想说就说，没有隔阂。”这也是打工诗人的主要交流方式，这样的交往，让他们感觉自在，平等。打工诗人学历普遍偏低，写诗多是一种宣泄。但郑小琼对自己的缺陷很清醒，懂得勤修内功。“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好友蓝紫这样说。
“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个疲倦的外乡人
小心而胆怯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
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
――《黄麻岭》
在东莞做出口贸易的台湾人许振泽特意约见了郑小琼。两人从诗歌聊到“打工诗人”群体，许振泽认为，打工诗人的出现是工人意识觉醒，虽然力量薄弱，但他们有带动力。
郑小琼却反对，“打工诗人”的称谓，“诗人
太神圣，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一次，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挥舞着告诉警察，那是他刚出的诗集。警察不耐烦，将诗集打翻在地，把手一伸，“暂住证!”
“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郑小琼说。虽然自己频频获奖，但对周围的工友毫无影响，包括同在东莞打工的亲弟弟。小她6岁的弟弟，上完初一便辍学到东莞打工，每月工资500元，却总买上百元的衣服穿，闲时痴迷打麻将，缺钱时才联系姐姐。
郑小琼的工友们，至今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们都习惯喊她“245号”或“装编制”。工友们从不看书读报，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下班只看电视，或倒头呼呼睡去。
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在厂外，每个月去取一次信。她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会问能赚多少钱，害怕老板知道自己“不务正业”，逐她出厂。
郑小琼拒绝了几份高薪文职工作，仍然推销着那些无人问津的五金产品，下半年，她打算换家工厂，重新做流水线工人。她说，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实地调查，二是为了继续写诗，“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打工诗人”：无脚鸟?
在给郑小琼定位时，大家都遇到了难题，不知道是诗人在打工，还是打工妹在写诗。对于“打工诗人”这个词有评论斥其为伪分类。打工的就不该写诗。知名打工诗人许强曾三次参与网络口水战，他始终坚持，中国城乡二元划分的长期存在，必然会滋生出特殊的文化圈。若干年后，史学家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打工诗人”会是一个真实而丰富的研究样本。
而这一称谓带来的微妙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延续。许多笔耕数年的打工诗人慢慢改变了命运，有人改行做了编辑、记者，过上幸福稳定生活；还有的聚集在深圳宝安31区，专事文学写作；有人开始拼命洗刷“打工诗人”的印记，有人则利用起这一头衔来自我包装。
说起拒绝被东莞作家协会“收编”，郑小琼说出自己的理由“自己最清楚自己需要的是哪一种生活，在现阶段，我的这种选择是我需要保持的生活，一种底层打工者在一个二元制户籍制度这种鲜明有着歧视性的制度下，由农村到城市所经受的一些歧视，耻辱，这种耻辱让我不会在现实生活的思考中麻木，这种在场生活会让我对一些事情充满了敏锐的触角，如果我选择与我相反的选择，这种触角会失去它应有的敏感性，一个亲历者比作为一个旁观者感受会更真实与深刻一些，当机器砸在自己的手中与砸在别人的手中感觉是不一样的，当自己在煤矿底层与作家们在井上想像的底层是不一样，前者会更疼痛一点，感觉会深刻得多。”
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逃离“打工”的身份。郑小琼说，一些诗友，前辈，即使是做到管理层，或供职于文联，大多没有编制，因为手中无城市户口，无本科以上学历。“始终都是在体制外，始终像一只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够安身。”
编 辑 子 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