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偏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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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许多中国的分析家最常见的毛病是，他们在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时，会不知不觉地偏离“宏观视野”。一旦抛弃宏观视野，不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宏观问题，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判断和政策导向。

举例来说，根据上半年的总量数据，在判断中国经济是否企稳回升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是有分歧的。而他们分歧的地方在于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国经济是否从此可以进入持续上升的轨道。殊不知，这个问题的回答已不在宏观层面，因此对当前宏观的政策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并没有直接的意义。但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家的争论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却认为，政府“保增长”的巨大公共投资不可长期持续，因此维持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还不牢靠，如果没有私人部门真正的复苏，经济的止跌回暖就可能是一种幻觉。于是，不知不觉中，争论的问题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长期”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未来仍需要坚持长期的结构改革，需要进一步扩大私人部门的规模，改善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提升技术升级的能力、改善收入分配等等，这些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演变和持续增长的基本模式，但却是一个与当前中国经济在遭遇外部需求震荡的条件下是否恢复和维持了足够的“总需求”没有关系的问题。

没有普适的政府角色模式

何显明

所谓“有效政府”，强调的不是单纯政府职能的有限性和政府规模的最小化，而是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没有普适的政府角色模式，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行为模式的有效选择总是相对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而言的。一个规模较大却“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增进”作用的政府，决不会比一个规模很小，同时在市场发育中无所作为，在市场发生失灵时束手无策的政府更坏。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评判标准，而只能将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衡量一个地方政府的角色模式是否合理，政府规模、政府职能的大小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要看政府能否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制订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新爱国主义”本质的思考

梅宁华

“新爱国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现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意识，是中国人民在进入新世纪后形成的一种时代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繁荣富强和不断崛起的发展态势，给中华民族的心理带来了深刻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了近代以来民族意识中的悲情成分，建立起对国家前途的完全自信。这种转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国家实力比较、文化认同、发展预期、建设效能等方面形成优势共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已被人民广泛认同。可以说，当今“新爱国主义”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

“新爱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弱者悲情、迷惘的抗争，而是建立在祖国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强烈抒发。中国人民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建设，对国家民族前途所产生的充分自信，在利益取向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中国人民表现出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在当前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

周天勇

中国粮食产量不稳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1978年以后村庄扩大占用耕地过多，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太碎，技术进步因规模和成本限制而缓慢推进。解决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限制村庄用地的继续扩大，加快撤村并镇和土地整理及复垦，放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耕地流转和集中，在规模和成本能接受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用限制城市化用地的方式来保证粮食安全。否则，南辕北辙，使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峻。

不要成为格林斯潘第二

黄益平

十分充裕的流动性，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复苏是有益的，比如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利于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开支。有些专家曾经提出房地产市场回暖是经济复苏的前提，但问题是，单纯地通过增加流动性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后期风险非常大：要么近期股价和房价上升难以持续，很快将面临下调的风险；要么央行通过注入越来越多的流动性，来吹起一个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这其实就是格林斯潘十年前所犯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竭力避免重蹈格林斯潘的覆辙，那么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更大的灾难。

农民的政治：路在何方?

赵树凯

在当前的农民研究中，“政治”似乎缺乏应有位置。一方面，在以“农民”为主题的讨论中，政治常常不被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另一方面，在以政治为主题的讨论中，农民也很少进入视线。人们在讨论“政治”时，往往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等新的社会力量。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既缺乏纵向的政治参与(parcipation)，又缺乏横向的自组织(engagement)，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显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政治讨论即便覆盖了“农民”，也往往是作为政治管理的对象加以“处理”，或者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加以“争取”。而现实生活表明，试图把农民与国家政治做出间隔的想法是危险的。古代王朝的政治经验，不可以套用。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变了。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力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新语录

这样，还会担心什么人肉搜索呢?

――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纪阿林说，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人，置于网民监督之下，胸怀坦荡地跟网民交流，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事。纪阿林开博客写刑侦故事走红网络。

面对公众质疑，政府部门传统做法是“沉默是金”，但在网络时代，沉默就是“祸根”，必将让工作陷入被动。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如是说。

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不算真正的城市化，充其量只是城市的自我现代化。

――学者文贯中说，现在城市化的成本水涨船高，完全脱离一般民众的承受能力，因此提升内需的关键在于降低城市化成本。

曾经，我把作家分成两类：作品型和事件型。

――自由撰稿人周泽雄称，作品型作家寂寂无声，事件型文人如“弄潮儿在涛头立”，最能体现文坛的窘迫。

要维护院士这一中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就必须建立完善的院士退出机制。

――有评论称，一方面要为已退出教学与科研一线的院士办理退休手续，另一方面也要将那些有违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德的院士逐出院士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