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担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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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开闸之后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性现象，在地下式存在的长期时段里，始终挥不去高利贷的阴影。在银行加息、银根紧缩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开闸的迫切性越加突出，终于催生了日前由央行和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不啻一石激起千层浪。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银监会此举有充当救火队员之意，就在《意见》出台前后，民间借贷发达的浙江等地，由于制造业成本的挤压，已出现大面积的民企资金链断裂现象，同时又纠缠着高利贷生态破产后的难局。不论从为制造业开辟融资渠道还是规范业已存在的地下金融来说，《意见》的两种使命，某种意义上是同一项任务。

这项任务能圆满完成吗？尚需拭目以待。但民间借贷的“扶正”，实已是应有之义。本刊试从地方试点、高层决策等层面解读《意见》出台的背景、必要性和意义，藉此对民间借贷开闸后的走势有所展望。

2008年7月，重庆。在这个后起的直辖市，发展中备受资金困扰的众多中小企业看见了一线曙光。

7月2日，重庆市工商联与重庆中讯实业集团共同出资组建重庆工商联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投资服务公司），以提供信息服务、咨询、担保等形式，为中小企业融资牵线搭桥。一直活跃在地下的民间借贷也由此浮出水面。

目前，重庆市有中小企业15.4万家左右，其中80％在银行没有贷款。“原因是中小企业一般贷款都比较急，数额又比较小，大多数银行都对这种风险较大、收益却较低的业务不感兴趣，而中小企业对银行繁琐的审查过程、一两个月的放款期限也是难以承受的，故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庆市工商联经济部部长雷文睿告诉记者。

投资服务公司有应运而生之意。公司负责人、中讯集团董事长吴江林对记者表示，一旦企业双方有意借贷，投资服务公司就会通过自己的金融团队，包括法律、会计等方面专家为双方企业做出可信认证，同时公司会为贷款企业提供担保。“一般来说，一个企业向投资服务公司申请贷款，在相关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最快2至3天就能获得贷款。”

一个企业的10年掣肘

作为中国摩托车产业的兴起、繁荣之地，重庆现有隆鑫、嘉陵、力帆、宗申和建设等知名企业，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活跃着数百家摩托车配件企业，在摩托车产业链条上求生存的中小企业更是不胜枚举。

重庆奥福铁科技开发公司是其中的一家摩托车配件企业，年产值1000万元左右，创立10年来没有一笔银行贷款。“我们并不是不想去银行贷款，也曾经做过一次尝试，但被他们繁杂的手续搞得焦头烂额，后来就干脆放弃了。”奥福铁公司总经理罗天超说。

放弃求助银行，带给罗天超的是10年来经常受到短期资金的困扰。“碰到紧急情况就向朋友借一借，付出的利息当然要比银行多一些。”

“这种情况没办法解决，只能靠民间借贷，借得来就活，借不来就死。温州地下银行贷款利息为70%，其实不算高，重庆一般也都在60%～70％之间，最高则能到120%～240%。由于没有更好的出路，中小企业只能靠这种方式来解决，因此发展速度比较缓慢。”雷文睿说。

“我知道圈里有的企业在借高利贷，可能他们都比较有把握，但我一直没有借过，因为觉得那样的风险太大，一旦有意外发生，公司转眼就成别人的了，这个结果是我无法承受的。”罗天超告诉记者。

事实上，我国相关法律也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存贷款利率的4倍，对在此水平以上的“高利贷”，法律不予保护。

罗天超感叹正是资金瓶颈阻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轮宏观调控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更是对其形成了新的压力。“我本来就天天缺钱，现在问题更严重了，有个齿轮原来出厂价是5元/个，现在必须提高到7.5元/个，其他产品也普遍提价50％左右，尽管如此，我们的利润却同比减少了30%，能够拿到手的钱更少了，资金矛盾非常尖锐。”

“在这一轮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大企业贷款都成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肯定是非常惨淡。本来农村信用社还能对他们有些支持，现在也没这个条件了。”雷文睿说。

7月22日，罗天超与一位来自沈阳的客户经过一天的艰苦谈判，也没能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迫于材料、租金、人工等成本上涨的压力，双方都变得斤斤计较。

“市政府的办法就是呼吁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支持，但具体怎么支持我也不晓得，政府也不可能直接要求商业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雷文睿说。

首个小额贷款公司受挫

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重庆2008年以来已经做了两次实质性尝试。

5月8日，中国银监会《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为民间借贷行为松绑。随后，由南岸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牵头组建的重庆市首个小额贷款公司加速筹建，至5月中旬时就已经招募了20家股东，入股意向资金超过了5000万元，另有3家浙商有意各入股1000万元。

在筹建计划书中，小额贷款公司名为“重庆市南岸中小企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计划联合3至50家企业以自有资金入股，成立由股东共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每家企业的入股资金最多不超过1000万元，最少不低于100万元。

“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停滞不前了，因为市里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南岸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工作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

事实上，即便小额贷款公司在重庆顺利成立，中小企业也未必能从中受益多少，根据银监会的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应在服务“三农”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顿挫之下，服务公司的想法浮出水面。“我们毕竟是企业的‘娘家’，考虑到中小企业融资越来越难，希望能利用工商联内部的力量，把有些企业的活钱调动起来，给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也就催生了投资服务公司。”雷文睿说。

由投资服务公司负责人、中讯集团董事长吴江林来做这个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因为他同时还是重庆市工商联副会长，完全有条件“依托市工商联，广泛了解民营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情况，并将手中有闲散资金的企业等信息汇总”。

而且，吴江林2007年就成立了重庆金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拥有相应的金融团队和项目操作经验。“所以我们只是挂了个名，具体操作都是由中讯集团来完成。”重庆市工商联办公室李主任说。

在投资服务公司这个平台上，资金供需企业达成协议后，将通过银行委托贷款形式，把资金从供方借往需方。目前，华夏、招商、东亚、重庆银行等都与投资服务公司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如果贷款企业无法按时还款，投资服务公司将为其担保偿还。投资服务公司虽为贷款方担保，但也会与贷款方签署相关协议，规避自我风险。”吴江林说。

杯水车薪之忧

“完全指望这个平台还是不行，因为需要用钱的企业资金缺口高达400亿至600亿元，而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可以拿出来的活钱只有几千万元，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投资服务公司成立之前工商联希望大家能把钱拿出来，但我感觉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雷文睿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工商联来解决呢，现在的情况是聊胜于无，救活一家（企业）算一家。”他又说。

“这么大的缺口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工商联的会员单位只有几万家，对没有加入工商联的企业的情况不够了解；很多企业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还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把钱拿出来；投资服务公司运作的层面应该扩大到社会上，不要仅仅局限于企业家。”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院长曾国平说。

但对于“民间借贷”平台曾国平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不但能促进金融市场的改革，也能促使国有银行转变思路，加快自身改革，从而更好地为金融市场服务。”

“政府要对这种操作模式进行规范，提高投资服务公司的人员素质，引导中小企业关注自身的信誉度，防止逃废、拖欠贷款的行为。既然‘地下钱庄’是个无法杜绝的现象，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为经济发展所用，对拒不守法经营的则要进行严厉打击。”曾国平说。

“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较高，监管部门要防范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一些企业可能把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放在这里赚取差价，个别银行内部人员也可能会与投资服务公司私下达成某种默契。” 重庆社会科学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对记者分析说。

“另外，这个平台的命运应该是这样两个特征：一是有所壮大，但不会很大；二是随着金融改革的突破，可能会消失、被取代。投资服务公司不像‘地下钱庄’那样有非法保护手段，它面临的高风险只能靠正常催收、企业信誉来实现，在执行难的司法背景下，在不能足额抵押的条件下，如果接连遇到几个出现问题的项目，投资服务公司就会难以正常运转。”

“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鉴于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60%～70％利息的现状恐怕难以改变，贷款企业当然不会冒着被监管部门查处的风险向借款企业提出超高利息，但它完全可以以咨询费用等名义来要求更大回报。”雷文睿就此分析。（陈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