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与我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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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价值观究竟是同，还是不同？有人说，欧美关系之所以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观发生了分歧。又有人说，欧美关系不会出大的问题，因为维系它们关系的价值观没有发生变化。许多人被搞糊涂了。笔者最近偶读赖斯2001年6月11日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中对人们广泛谈论的美国和欧洲间的“价值观差距”表示难以理解。看来这位布什总统的高参也被搞糊涂了。

弄清楚这一问题很有必要。首先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另外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概念―――“西方”的重新认识和判断。认为欧美价值观出现了“鸿沟”并因此引起双方外交战略和政策发生重大分歧的人，对“西方”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继福山提出“西方终结论”（又一个“终结论”！）后，去年另一位曾对跨大西洋关系一直持乐观态度的美国学者、布鲁金斯欧美研究中心主任戈登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然而前不久欧美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选举斗得不可开交之时，“西方”一词一夜之间又时髦起来。欧美报纸公开将乌总统候选人分为“亲西方”和“亲莫斯科”，等等。而且人们发现美欧确实站在了一起。

问题出在了对价值观概念的理解上。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在阐述美欧价值观时，忽略了这一概念的不同含义。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或价值观念在本质上是指人们对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的基本判断。但这只是一个普遍的含义，由于判断的客体不同，价值观所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具体到本文中所说的美欧价值观，人们实际上讲的是两类内容不同的价值观，即政治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欧美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在涉及政治制度、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问题上，美欧的立场仍是高度一致的。不仅如此，双方还都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作为重要的使命。由于欧盟将政治上合格作为加入欧盟大家庭的首要标准，欧盟东扩意味着欧美共同价值观的向东扩展。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同样也是要以美欧的政治价值观来改造该地区国家。

欧美虽在政治价值观方面保持一致，但双方的社会价值观分歧却日益彰显。意大利人布蒂廖内由于称同性恋为罪恶而招致欧洲议会多数议员反对，未能当上欧盟委员会委员。而在美国许多人看来，布蒂廖内的言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欧美对宗教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对照。据统计，半数美国人在每个周末去一次教堂，欧洲的这一数字却不足15％，而且还在下降。美国人普雷斯托维茨在《谁是无赖国家》一书中写道，欧洲人担心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会以一种十字军精神加二元论的成分深深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剧烈冲突。因为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善恶之争，欧洲人倾向于寻求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布莱尔或希拉克绝不可能在对公众讲话时乞求上帝保佑英国或法国。”同样令欧洲人费解的还有美国的死刑和枪支管制。欧洲不理解美国这样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竟热衷于实行死刑这样一种欧洲人看来如此无情的刑罚，更不能理解美国人需要用枪支来保障民主的论调。欧洲人认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尽管没有把每个居民武装到牙齿。

欧美社会价值观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冷战结束之后。但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共同威胁为大，这些分歧的影响非常有限。没有了共同威胁，特别是在欧洲不需要美国保护的情况下，形势不一样了。过去一直被看作基本价值观的政治价值观已经没有冷战时期那样重要了，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同美国一样，欧洲也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赢家，因而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的规划同样拥有发言权。美欧目前在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分歧无疑是因为新形势下利益发生冲突所致，但另一方面也与双方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有重要关系。欧洲对美国将世界分为善恶“二元论”、迷信武力、反对《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本能地加以排斥。显然，欧洲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深深打上了其社会价值观的烙印。

欧洲对美国的不满，并非像一些媒体所说，仅仅是针对“布什团队”的。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前，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表明，多数欧洲人希望克里取胜。但同时亦对克里获胜后的美欧关系不抱太大的希望。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家皮尔就曾无奈地写道，即使克里当选，带来的也只会是风格上的变化，而非实质上的变化。而布什最终以多数当选，则使更多的欧洲人相信“他们与我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