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拉斯和翟永明为例论中西女性诗歌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以普拉斯和翟永明为例论中西女性诗歌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西方的“女性诗歌”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而出现得比较早，中国则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启发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的。但是，中国的女性诗人在接受西方诗歌的同时也进行了思考和发展，使得中国的“女性诗歌”更为成熟、冷静。本文试以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中国“女性诗歌”的领军人翟永明为例，从“女性诗歌”的题材、女性意识和女性创作几个方面将中西“女性诗歌”进行比较。
关键词：女性诗歌 女性意识 普拉斯 翟永明
“女性诗歌”不仅仅指的是女性诗人写的诗歌，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女性意识的诗歌。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女性意识在文学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而“女性诗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新的概念发轫于80年代中期，这批诗人更多地关注女性自身对历史、命运、价值和女性特质的自我感受，并形成独立和自觉的女性话语。[1]翟永明作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先锋，其早期作品如《女人》和《静安庄》被认为受到了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最好的女性诗歌都是自白诗。[2]诚然，自白派特别是普拉斯与以翟永明为代表的中国女性诗人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诗歌本土语境，不同的女性心理意识使得中国造就了与西方不同的女性诗歌。
一.女性题材的非个人性
郑敏在总结中国“第三代”青年诗人和评论家的主要倾向时，提到他们的一个倾向是“写我”。她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诗人来说，“我”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我是诗的主体，也是诗的客体。[3]我们知道自白派就是以大胆揭示自我内心感受，与读者分享个人隐私为主要特点的。曾有很多批评家说如果不了解普拉斯的生活，就无法读懂她的诗，因为她的诗是自传性的。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因为普拉斯的诗并不仅仅是沉溺于个人的小生活，而且自白派反对学院式的晦涩难懂。但是，此观点也不无道理，因为首先诗歌来源于生活，这不言自明，并且普拉斯的一些名诗无一例外的都与她自己的个人情感、体验息息相关。例如《爸爸》，她表达了对父亲和丈夫这两位男恨交织的感情。还有《晨歌》抒发的是普拉斯刚为人母时，对自己可爱婴孩的爱和期许。由于普拉斯的诗歌题材大多是个人化的，因此反对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自白诗是“自恋”，是“自我抚摸”。也许有人会站在另一立场提出质疑：这不就是女性诗歌吗？女性诗歌不就是像普拉斯那样反对男权中心，表现女性体验吗？
我们暂且搁置人们对“女性诗歌”的成见和误解。先来探讨一下普拉斯的诗歌。首先，她的个人化是有其后现代主义文学背景的。当时的诗坛反对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而且精神分析学盛行。其次，普拉斯作为一名50、60年代的女性作家，自然有其超越性和局限性。她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认清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就是一个“活的玩偶”。但她又是一个渴望做贤妻良母的小女人，在她的诗行中并非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所鼓吹的充满了反抗和仇恨，毕竟，女性意识的发展也是一个先浅后深的循序渐进过程。再者，一个专职于在家中写作的女性作家，特别是还要兼顾幼小儿女的作家，她的生活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是有限的，反映到诗歌中其题材自然就略显狭小了。
中国女性诗歌则不同，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比普拉斯的年代晚了30年后的中国女性诗歌产生于“”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中。经过特殊时期的压抑和迷茫之后，她们厌倦了主旋律的模式，厌倦了宏大题材的禁锢。所以她们开始“写我”，写“小我”，从而打破以前的思维定势。
压抑后的解放使得中国诗人们有太多想要表达，就女性诗人而言，她们虽然将笔头转向“写我”，但这个“我”并不单指自己，不像普拉斯那么个人化，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同样写母亲，普拉斯写的是自己为人母的感受，而翟永明写的却是母女间的关系。普拉斯多数情况下是关注自身，通过自己的内心来折射出时代女性的心理，透过“个体”表现“普遍”。而翟永明既关注自身又关注她人，《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中是身为雏妓这一特殊身份的女性，《绅士与野兽》中是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鱼玄机赋》中是唐代诗人女性。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女性，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女性，平凡的还是伟大的女性，都可以在翟诗中找到。她们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魅力，有如形态、色泽各异的珍珠串联成了翟永明那熠熠发亮的诗链。所以，女性题材在中国女性诗歌中，特别是在翟诗中不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女性群像。
二.女性意识的非朦胧性
普拉斯的创作高峰期是在她自杀前的两年，即1963年前的两年，而就在这一年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此书成为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可见，作为女性知识分子，普拉斯既是女性意识的先知先觉者，但也是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初级认知者。她的女性意识还处于朦胧阶段，反抗男性统治的超越意识和依附男性中心的客体意识在她的诗中是参半的，两者都不难拾见。《阿丽尔》中就有两个意象，一为露珠，一为箭，诗人渴望自己是一支象征男性的箭，能冲破女性的束缚飞向光明，可是倏然，她又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女性，像露珠一样终将被太阳融化。普拉斯力图改变女性的命运，但这改变的方式却是成为男性。在普拉斯的认识里，男性并不是和女性平等的，他们仍然是优越者，是偶像。
而翟永明对待男性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我是那种并不想与男人为敌的新女权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乐意保持自己的女性特质，任何困惑的时候也不会放弃这些特质而从各方面去扮演一个男人。我不会说：男人做得到的事女人也能做，我只想说：男人在思考的问题，女人同样在思考。”[4]相比之下，翟永明要冷静、平和许多。女性争取权利的目的不是成为男性或取代男性建立女性中心，而是首先承认男女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保持发扬女性的特质，避免改正女性的不足，重点在提高自身而不是打倒对方。
翟永明从普拉斯诗歌中的黑色意象提炼出了“黑夜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不断成熟，日臻清晰。最初这是一种女性内心的挣扎。随后便渐渐沉淀出真理，10年后她重读自己《黑夜的意识》时说道：我发现它充满了混乱的激情、矫饰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成熟的自信。……我甚至怀疑它是否表达清楚了我要想表达的意思：“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5]“黑夜意识”是女性内心的真实，是女性创造性的觉醒。它表现了翟永明对整个女性精神命运的关注和对女性诗歌的审美追求。
三.女性创作的非功用性
普拉斯的诗从她儿时的写作动机，到生命结束前创作力的喷发，再到批评家的频频聚焦，都带有较强的功用性。首先，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普拉斯从小就嫉妒弟弟，并且很早就懂得要获取优异成绩来博得母亲的欢心。于是诗歌让她获得成就感，诗歌为她带来了生活补贴。其次，抑郁是普拉斯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人们的通病，直到自杀前的几个月她都在服用抗抑郁药。所以，自白派诗人把诗歌当成自我暴露、自我发泄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动的关于自我的神话。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他们以坦率的方式表现自己，另一方面是为了解除种种心理负担、治疗所患的精神疾病。[6]再者，由于普拉斯是因丈夫出轨而被抛弃，她的诗中又不时流露出对男性的仇恨和妒忌，因此，普拉斯成为了女权主义者眼中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反抗男性中心文化的英雄。所以说女权主义者把普拉斯的生活和诗歌作为攻击反女权者的利器是毫不夸张的。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自然也会被批评者们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因此翟永明对此相当反感。这是上文有略微提到的人们对“女性诗歌”的误解所造成的。“女性诗歌”被构想为基于女性性别的本体性回归，从而书写女性特殊经验与诉求的一种表达，她有基本的题材或主题的框限(传达所谓“女性意识”)，并有其一致的表达风格(即从模仿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写作风格中抽取的“自白”特点)。这是混合着温和而复杂的男性立场的一种批评话语。[7]一提到女性诗歌，大家就会有思维定势，认为写女性意识和内心自白是有且仅有的内容。所以，翟永明一再表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因此才谈到一种可能的“女性”的文学。……“女性诗歌”的批评仍然难逃政治意义上的同一指认。[8]并不是翟永明想否认自己的女性意识，而是她认为“女性诗歌”不应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某种理论不应走到一种偏狭的地步。究竟怎样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女性诗歌”？翟永明指出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性别意识；第二是艺术品质，这二者加在一起才是女性诗歌的期待目标和理想写作标准。[9]
诗歌当然不是一种无用的文学，但是这种功用应该是发自诗歌本身，而不是成为诗人、批评者和政治家的工具或武器。翟永明将诗歌看成自身的一种创造力，看作生活的兴奋点。她始终坚守诗歌这块阵地，不会在诗歌风靡一时的年代趁势推新，也不会在诗歌倍受冷落的时候弃文从它。诗歌不是翟永明的经济来源，也不是翟永明治病的良药，更不是翟永明被女性立场约束的锁链。
总之，中国女性诗歌在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启发同时，做到了去芜存菁，更加关注女性整体，女性意识更加成熟、明晰，女性诗歌的创作更加顺其自然，摒弃了一些功利和政治倾向。但是，正如郑敏所说：今后能不能产生重要的女性诗歌，这要看女诗人们怎样在今天的世界思潮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开发出有深度的女性的自我了。[10]
参考文献：
[1][9]翟永明．最委婉的词[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14．
[2]臧棣．自白的误区[J]．诗探索．1995，3．
[3]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36．
[4］臧棣，王艾．未完成之后又怎样[J]．标准．1996，1．
[5][8]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1．
[6]彭予．美国自白诗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8．
[7]周瓒．女性诗歌：自由的期待与可能的飞翔[J]．江汉大学学报，2005，4．
[10]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95．
曾立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