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中之英陈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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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位演员，他不曾如流星般迅速横亘天际又迅速失去踪影，更不会像导火索一样令年轻人在毫无意义的谩骂争执中光阴虚度。他是历久弥新的影坛常青树，二十多年来塑造了无数令人倾倒的角色，获得荣誉，更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意；喜爱他的年轻人也并不热衷争执，他们亲昵地称他“明叔”，在网上讨论的话题是如何跟明叔“学做人、学处世”。他是陈道明，一个在灼灼星海中独具光芒的星中之英。

“演员演一部好戏不难，一辈子演好戏不容易。”

一个人能在某个领域内真正功成名就，总该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在陈道明而言，无论出神入化的演技还是磁石般优美的嗓音，似乎都属于理所当然。要说与众不同，首先不得不表的，恐怕得是他的才情。他喜欢古典音乐，不仅懂得欣赏，还常在戏中亲自演奏钢琴、手风琴、萨克斯和笛子；他在表演之余琢磨创作，写过剧本，也实际监制了不少影视剧；他会唱歌，90年代就出过专辑并亲撰歌词；他爱读书，不仅是为了角色读遍钱钟书、杨绛二位先生的著作，还对经史子集有着广泛涉猎；他更雅擅书画，在戏中作书时无需假手他人，平素自娱也常写意山水、走笔《黄庭》……别说演艺圈，即便在其他与文化相关的专业领域，要寻出这样一个样样皆能的通才来也并非易事。这简直令人好奇：这份才情，是如何铸就的呢？

也许你会想到他的家学渊源。确实，陈道明的父亲乃是解放前燕京大学的高才生，曾在天津医科大学执教英语，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他的悟性与聪颖，理应受到遗传与家教的影响。但若留心他多年来表露的心迹便不难发现，陈道明的才情脱俗，与其说是因为得天独厚，不如说泰半是后天修炼的结果。他在不少场合都说过演员只是一份职业，不应自视过高，只应尽责任把戏演好；而要把戏演好，漂亮聪明并不是真正可靠的资本。那什么才是呢？“人一生下来就应该读书学习，好好充实自己”，这便是陈道明的标准答案。为此，他的修炼不仅在于演技，更包括对整个身心的优游涵泳。许多与他合作过的人都佩服他的历史文化修养，也往往感叹正是深厚的积累令他塑造的角色独具神韵――演绎帝王便尊贵逼人，扮上文士则清高入骨，越是有分量的角色他越是游刃有余。但他自己的说法却毫不客气：“我本身是个戏子，这是个不太光荣的职业，我唯有通过琴棋书画，让自己充实起来，多积累一些文化方面的能量。”这便是他对自身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职业定位。

回顾他多年来塑造的各种角色，你会明白这绝非信口调侃或故作谦逊，里头折射着一种真正的敬业心态。1984年，陈道明得到了从影以来的第一个重要机遇，在电视剧《末代皇帝》中饰演16岁至39岁的溥仪。当时的他31岁，要寻回懵懂少年的单纯热情，也要揣摩中年梦碎的悲怆绝望，大跨度的表演并非易事。在四年的拍摄期间，他细读了几百万字的清史文献，拜访了上百名相关人士，请专家为他讲授“皇帝课程”，再把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数万字的笔记……放在今天，即使文史专业的硕士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所费之力也不过如此了。几乎是必然的，陈道明交出了一鸣惊人的成果，摘取“飞天”、“金鹰”双奖，就此跻身一流演员之列。而他自己接受采访，只淡淡地说：“案头工作做得比较细，没怎么走弯路。”

如此敬业到几乎令人生畏的工作态度，在陈道明的演艺生涯中是贯穿始终的。《围城》里的方鸿渐大概是名著改编史上最符合观众期许的屏幕形象之一，陈道明让几代观众受用了二十多年，他自己也因与钱钟书老人的结缘而获益无穷。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一地鸡毛》的小林，《上海人在东京》的祝月、《康熙王朝》的康熙、《黑洞》的聂明宇、《大汉天子》的东方朔、《中国式离婚》的宋建平、《手机》的费墨……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角色，既叫好，又叫坐，真正拿奖拿到手软。而与演技一同脍炙人口的，便是他慎始慎终的工作态度和令人咋舌的博学多才。2009 年《建国大业》里演阎锦文，总共一分多钟的戏，他照样研究了厚厚一堆史料，精心构思贴近人物特点的每一个细节，连军装的设计也亲自把关。

不但戏前苦下功夫，陈道明还擅长在拍摄中即兴加戏，甚至参与创作。《末代皇帝》中有一幕是溥仪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文件，他请导演在洋马桶边上加个“祖宗传下来的”中式便器，令画面顿生寓意。《二马》的马则仁是他自己最喜欢的角色之一，为了更传神地表现人物，他自掏腰包做老式皮鞋，亲自跑到潘家园去找当时的小梳子、小镜子、鼻烟壶、烟斗等等小道具，还到燕沙去苦口婆心磨售货员要买正宗烟斗丝，甚至远托天津的朋友帮忙寻找当时流行的平顶细草凉帽。《上海人在东京》里，他自己写了一场边洗头边指导儿子弹钢琴的戏，既细腻地展现父子间的互动，也丰富了人物的气质。《中国式离婚》原著中宋建平本是公务员，经他要求才改成了外科医生，果然被不少医生赞许说演出了行家本色。还有《黑洞》中的聂明宇，他包办全部服饰造型和办公室设计，贡献出自用的手风琴为角色添加才艺，最后更亲笔撰写了聂明宇自尽前的大段精彩独白……

陈道明常说演员演一部好戏不难，一辈子演好戏不容易。可他自己，却正在创造一个奇迹。看着他在屏幕上的一颦一笑，会让人由衷感叹：唯有陈道明的才情，才能演好这个角色！而这份才情，又岂是遗传或天赋能够尽释的呢？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

才情固然是造就个人魅力的重要原因，但比才情更加难得的是识见。魏晋名士崇尚清谈，常以识见品评人物高下，照此标准，陈道明大约也要获个“未有此人”的赞语。

他不与俗流的识见直接表现为关于职业的种种思考与行动。如今的影视明星总该是人人羡艳，唯独陈道明却爱用“戏子”这个来自旧时代的蔑称，并且固执地相信“戏子”本是容易被人轻视的。他一再强调演艺圈即是名利场，机会主义色彩太重，无人问津与举世瞩目之间，往往刹那便是一个轮回。故而身在这行得有所坚持，自身的人格应该是完整独立的。他庆幸自己经历过单纯而美好的年代，物质匮乏，但理想鲜活。拍戏不是为了拿奖，更不必考虑如何迎合市场以求火爆，而仅仅是踏实地完成一项工作。《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四年，《围城》十集拍一百天，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浪费，但也因此成就经典。青年时代的印记造就理想主义，已是他人格魅力中不可动摇的核心。

所谓理想主义，在工作中便表现为对完美的追求。这不仅是指对某个角色、某些细节的精雕细琢，也包括不惮于放手的眼光和勇气。陈道明挑选剧本出名的严格，总有被他婉拒的人指责他苛刻太过，有耍大牌之嫌，但也无法否认他的本意是为了对角色负责。《三国演义》剧组曾力邀他出演诸葛亮，他明知这样的角色可遇而不可求，却基于对自身气质的考虑而忍痛割爱，因为害怕破坏观众心中的形象。又如参演《北京人在纽约》时，戏已正式开拍，陈道明才发现自己因英语水平所限而无法自如把握人物，同时也对剧本的一些创作走向不大认同，终于还是冒着遭受诟病之险选择了退却。今天的成功学通常宣扬自信，鼓动人们挑战自我。而陈道明的“害怕”与“退却”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提醒：正视自己的能力所限也是一种勇气，真正的敬业本就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也正是因为对职业特点的认识，因为理想主义式的敬业，在陈道明而言，为与不为的标准与名利全不相干。坊间传说他拿的片酬极高，真正与他合作过的导演却肯定他选片的标准全在于质量，遇到好作品更不在乎片酬，2011年零报酬出演舞台剧《喜剧的忧伤》便是全然出于对职业的回报。关键是，有时制片人直接开出高片酬，他也总会关注制作费的整体数额，不愿意自己独占大头，剩下的钱只够雇些虾兵蟹将，粗制滥造地完成制作。他与媒体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甚至有“拒绝媒体”的恶评――为保持名气，许多明星一年两三百次出镜也实属常态，可陈道明却认定自己一年两三次接受采访已经足够。这自然与性格有关，但他也曾透露说“这是一种职业需要”。因为在他看来，观众对演员的真实形象了解越多，演员的戏路就越窄，一个真正的演员应该以角色示众，而非以本人示众。总之，一切为了工作。

当然，陈道明也承认自己与观众拉开距离的做法或许有失偏颇，究其根源恐怕在于，他认为演艺界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一是以演技为生、靠作品说话的演员，一是以商业价值为重、需要感召力也因此需要炒作的明星。而他的立场始终坚定：我是一个演员而不是明星，演戏之外的都不重要，因为“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金钱和荣誉会让人变得浮躁、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他坦言在九十年代也曾经历过这样一段迷失，所幸的是很快调整了心态，没有沦为精神上的暴发户。此后虽也难免受到时代风气的感染，却还能始终保持清醒。他把这归功于幸运，因为起步阶段没有急功近利之习，决定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不那么功利，内心更为看重的东西也能超越名利之外。

那么，他内心更为看重的究竟是什么呢？陈道明不是一个善于喊宣传口号的人，但他的行动能够说明。他以选戏严苛闻名，但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抛开一贯以来的标准，连剧本都不看就直接拍板――汶川大地震后，冯小刚正在筹拍《唐山大地震》，问他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干部。陈道明不但一口答应，还根据自己亲历唐山大地震的种种回忆出了不少主意。这显然不只出于对工作本身的考虑，也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但在媒体面前，他仍然措辞朴实，只说自己在两次地震中见到的救援主力都是军人，总觉得“不给军人树一笔，委实过不去”。

难能可贵的是，陈道明的卓识并非止步于自身。他清楚名利带来的伤害不单影响作为个体的演员，也深刻地侵蚀着整个影视行业。他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寻找对策，并付诸行动。他抨击当今影视界商业利益决定一切的弊端，焦虑人性和价值观的堕落，呼吁演员的艺德和职业精神，痛心中国电影界没有真正形成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同时也满怀信心地认为更好的时代终将来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提案建立演员工会，建议实行行业准入制度，保护内地演员的利益。尽管他也明知以个人之力很难真正改变整个大环境，却仍然坚持表态的努力与权利。儒家自古提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陈道明以“戏子”自称，却依足儒者行事。这样的陈道明，总是说自己要远离演艺圈，也总被误认为对演艺圈的事情不大关心，但实际上，他的关心始终是深层而志存高远的。

无论陈道明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他毕竟是真正意义上的名人，处世立身无非和光同尘或曲高和寡，没有折中之道。他识见不俗，亦不惮于直截了当地昭之于世。当别的明星对媒体严防死守时，他不仅不屑于讲场面话，还常要求乃至于刺激记者如实记录他对演员职业和演艺界的种种尖锐言辞。对于陈道明的这一面，“清高”也好，“孤傲”也罢，或许都只是一种鲜明的特质描述，而无关褒贬了。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

不过，对于才情、识见、文化、修养等等被人传颂的东西，陈道明自己是一概不承认的。他承认自己的敬业，但也认为敬业本是任何人都应该做到的，自己不过是尽力做到称职，不值得刻意称道。相较而言，他更愿意用“善于反省”来形容自己。

对职业的认知是基于反省，对整个行业的关怀是一种立足更高的反省，但陈道明的心之所系并非只有工作。他的作品向来不多，中年以后更是每完成一部，便要停下一两年。对此他有个妙喻，说自己在行业中就像是跳水运动员而非游泳运动员，前者可以“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后者才需要一直浸染其中。选择这种进出自如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是因为真诚的表演往往得倾尽心血，需要及时休养生息以重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善于反省，令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与坚持，既然名利都不必萦怀，那便不妨为自己留下令个性得以保全的时间与空间。故此，他可以极为敬业地工作，也可以极为果断地抽身回归自我，以免在这个浮华虚无的世界里走得太深。

人人都知道他不愿意向媒体交代私生活，但多年下来，也难免露出蛛丝马迹，让人窥见属于他的真实世界是如何丰富而从容。他会以一连几个小时的弹琴来抒发所有愉快与不快，也会“像个疯子”一样打篮球；他拥有和美的家庭，总爱说“我喜欢我的家”，愿意收拾屋子、布置房间，还声称男人做家务就是最大的时尚；他不爱喝酒，不喜应酬，宣称独处是一种美德；他自认性格内向，却实在拥有知己，认为和好朋友一起发呆就是最好的社交。至于读书这回事，他声明无关工作，而“应该是人们汲取世界的一种正常方式”。他不看小说、报纸、杂志，习惯通过人物传记来了解社会生活，更爱读史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眷恋……谈到不拍戏之后的退休生活，他从来很有自信：他不必适应从云端跌落的失重，因为他始终脚踏实地，坚定地按照自己的逻辑生活。

但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脱俗。他形容自己还没能远离名利之河，只不过一只脚在水里，一只脚在岸上。这是一种尽力而为但并不极端的姿态，事实上，在大众眼中的陈道明，近年来也确实渐趋随和。只不过，从神锋太到落落穆穆，改变的只是他面对外界的表情，不变的是他对自己始终清醒的审视。他一贯被人盛赞有文化，但对于明星出书的潮流却敬谢不敏，他说自己没能力给读者那么大的信息量，只因职业光环而写则是对自己的亵渎。对于季羡林先生说他能胜任北大硕导的传闻，他也表示诚恐诚惶，因为“我不能因为我是一名小有成就的演员、一位公众人物，就敢站在神圣的讲台上”。甚至连演艺上的成就他也不甚肯定，认为自己还远非一个令人敬重的演员。仔细想想，一个人，在名利圈中扬名廿载、获誉无数，却还能保持如此纯粹的自知与自省，简直不可思议。陈道明说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节制，而他享受这种节制。相信这并非空话。

尽管陈道明反对别人叫他明星，但还真不好界定他属于偶像派还是实力派。因为没有哪个偶像明星会像他一样获得那么广泛的爱戴与尊敬，却也没有哪位艺术家会拥有像他那么层面多样的粉丝群――上至长者耆宿下至萝莉正太，无论文人学者还是引车卖浆之流，都甘愿被他折服。然而爱他的人也都明白，我们对陈道明的所知只能是管中窥豹，他将始终警惕地保护自己的内心与生活。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希望他在屏幕上恒久闪耀，而在我们无法窥见的地方，只愿他永享纯粹，幸福平安。

（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