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伦路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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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确指、没有现存地图、没有GPS定位，西迁大军从东乌旗出境到乌兰巴托的路线一直存有争议

关蕴科带着第一次重走西迁路时留下的疑问，驾车进入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沿着蒙古高原与中国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草原的接合处，再次考察锡伯人在243年前进入蒙古国后的西迁路线。这天是2007年7月10日。10天前他刚刚结束了对西迁之路的全程考察从新疆飞回北京。这一次他进入蒙古国后，将选择另一条通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道路。

当年西迁大军从东乌旗出境到乌兰巴托的路线，一直存在着争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说，即使是锡伯族的口头传说中，也有把西迁之路传说走内地邮路的，从北京经山海关、嘉峪关一路往西的，但是后来在清史档案中发现是从蒙古国走游牧之路。

即使明确了大军走的是水草丰沛的游牧之路，但《盛京将军舍图肯等奏移住伊犁锡伯兵照索伦之例筹办折》和《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一条重要线路“克鲁伦路”没有确指、现存资料中没有地图、没有沿途的GPS定位、更没有另一部史诗片《东归英雄传》中把行军路线图刺在首领脊背的戏剧化记载，所以一直存在三种猜测，但是这三种猜测都在1982年被察县党委史志办的副编审英林所写的一篇考辩。

对一条路的两次“考辩”

今年6月第一次出发前，关蕴科曾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包括各种专业用途的蒙古国地图，甚至包括从谷歌上抓下来卫星地图。

参照英林的线路，关蕴科在6月之行中出了彰武门边台后接着向西北行进横贯科尔沁平原，这一路的景象被他描绘得极富田园风光：沿途水草丰沛，200多年前西迁大军中的牛、马、羊、骆驼可以随时补给饮水并吃到水份充足的青草。关蕴科甚至认为这样的路段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并不是艰苦的旅程而是一次浪漫之旅。

为什么西迁途中会有如此风光，他的解释是：西迁之路不仅是一条作战之路，而且也是一条草原民族长年迁徙的生命之路，沿途的生态对整个军队和游牧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军队成功西迁的前提是生态和气候，致命的因素同样是生态和气候。

然而一路自东乌珠穆沁旗进入蒙古国，必须要穿过西乌尔特这～干旱区才能到达下一站温都尔汗。关蕴科的越野车在连绵不断的山上小步舞般地颠簸了600多公里才看到温都尔汗这一当年的驿站。

司机与向导也在这段路途上出现了矛盾，司机坚持自己选的路不会错，这是从西乌特至温都尔汗最近的路，同时也是关蕴科按照英林的“考辩”提供给他的一条路。但是向导觉得西迁队伍选择此路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条路没有河流、没有草原、只有山地，虽然有驿站但绝对无法供给数干人马。

关蕴科他们的车开了一百多公里才看到一口水井，蒙古朋友告诉他，通常在一口井的附近不可能有第二口水井。换言之，走这条路生存成了问题。

事实上，在1764到1765年间，沿蒙古高原由东向西进入新疆，整个西迁所要经过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成熟的路了。中国自明朝开始，在蒙古高原就有大量的“乌尔特”，乌尔特是蒙古语的驿站。在内地每30华里会有一个驿站，现在中国地名中的“三十家子”、“五十家子”就是指当时有多少兵营人口的驿站。但是到了蒙古高原，驿站就变成70公里或140公里一个。

但是基于从额尔德尼察干西乌尔特到温都尔汗处在蒙古高原草原的山路，沿途虽有驿站，由于没有河流，仅靠水井，也还是不适合大部队行军。

这个发现在关蕴科的脑子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疑问，于是，在7月10日的第二次蒙古之行中，他从西乌尔特没有选择直接去温都尔汗的方向，而是沿着蒙古高原草原经过较为平坦的草原，直接往东北上行到达乔巴山南麓，在这里可以沿着水草如茵的克鲁伦河西行一直走到温都尔汗。

这次关蕴科依据的是一份古老的战争形势图――《清代平定准噶尔(1688～1757)》这幅地图上准噶尔从西域向北京的进攻过程中，到达乌兰巴托之前的路线与西迁时向西行进的路线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相反；而在噶尔丹到达乌兰巴托之后，进军的方向正好与关蕴科第二次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也恰恰是方向相反。

有了克鲁伦河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在旱季仍能奔腾的“母亲河”，西迁时的大大小小数千头牲畜就可以吃到肥美的牧草并且饮用清澈见底的河水，牲畜吃饱喝足后，人的饮水就不再是个问题。

虽然是在蒙古国最早的7月，沿克鲁伦河由东向西逆行的这500多公里的高原草原路依然是满目苍翠的河谷和悠闲吃草的牛羊，关蕴科这时几乎能肯定，这段线路才是243年前锡伯人西迁时的“克鲁伦路”。这是他在2007年一年中对蒙古进行的第二次穿越考察。

史书上只有走“克鲁伦路”路的记载，而关蕴科在第二次入境蒙古后认为，这条从乔巴山南麓即可沿河行走至温都尔汗进而经土拉河到乌兰巴托的路线，才是史料中的“克鲁伦路”。“我认为有河就有路，是不是这条沿着克鲁伦河的路就叫克鲁伦路呢?”

“按照噶尔丹进攻过来的路线图看，就更清楚了，他就是顺着克鲁伦河的流向攻击清朝军队的。这个河流的走向数千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西迁的队伍完全可以沿着这条成熟的路再走回噶尔丹的老家。”关蕴科说。

这一次他了第一次重走西迁路中的部分线路，他的这一发现同时也为历史上锡伯族西迁路线的考辩提供了地理环境条件的现实依据。

人类生存决定路的方向

由于这是一个携妻带子的有着4000多人之众并赶着数千多头牲畜的“打牲部落”，而他们的使命是到一块已被平定了的广袤区域去驻守，显然他们西迁路线的确定不会是为着沿途作战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队伍的生存来考虑。

对此，吴元丰也认为，虽然队伍中官兵们是骑马行进，但是他们不能撇下缓慢的、带着妻儿老小的牛车，所以行进速度不能以马的速度来衡量。而牛羊等牲畜对水和草的需要不是带些干草就能解决的。

因此，今天在蒙古国年降水量图上，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支队伍的进行线路，几乎就在400毫米等降水线分界线上。这是一条分割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边际线。在中国境内，秦始皇当年修的北方长城几乎就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上。而在蒙古国境内，西迁之路的正确路线必须是走在这条适合放牧的生态环境里。

蒙古人的性格就像他们世代居住的草原一样随意，这从草原上留下的放牧痕迹可以看出来。关蕴科看着满眼到处是路、到处分不出哪条是正途的茫茫大草原问向导，如何辨别前进的方向?向导告诉他，只要沿着河走就行了。正确的路都以河流的走向为依据，逐水草而生得草原之路是最为安全的路。这种路是由人类生存的历史形成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关蕴科用铅笔反复勾画着地图上被自己质疑的那条线路，“我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我的准备工作还算充分吧?”他一眼扫过桌面上所有被翻出来的书籍、光碟和资料，拿起一沓截屏的卫星图掂了掂，“我希望我再次进入乌兰巴托时能对这条路做出更为权威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