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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券商侏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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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在中国金融业的五大细分部门中,券商成为一个侏儒化行业。

2011年,中国109家证券公司总利润394亿元,与交行一家银行相若;总资产1.65万亿元,约为银行业113万亿元总资产的1/68。从增速看,近八年来银行业资产增长4倍,保险业十年来保费年均复合增长率25%,信托业三年规模增长2.4倍,而券商行业近两年来净利下降过半,总资产缩水近四分之一。

无可否认,券商之窘与中国股市的低迷大有关联,然而诡异的是,自2008年A股市场泡沫破灭后,上证综指至今回调60%,100多家证券公司却无一破产倒闭。

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如果一个学步的孩童摔了一跤,就被取消自己行走的许可,并被五花大绑裹进襁褓,几年之后,就会成为国内券商如今这副模样。

券商行业历史上摔过两跤,近乎致命。2004年全国超过半数的证券公司资金链断裂,31家风险较大者被关闭。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行业普遍出现了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超越职业底线自毁信用的行为。然而,彼时非唯券商,参与市场的投融资双方,乃至决策和监管部门,均经验匮乏,且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和规律充满误解,这使得早期的券商作为唯一中介方,要面对一个因非理性而波幅极大、因政策变动而不确定性极高的股市。高度局限于这样一个市场,谈券商的投研能力,或所谓的“价值投资”,确实是过于奢侈了。因为可以用杠杆,这个行业必然更为极端地呈现出中国经济的过渡期特征——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2003年以来的综合治理,监管当局对券商行业的风险进行了成功化解,这包括对部分损失实施“兜底”,整个监管思路由此倾向于从严从紧,前置审批渗透到行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从近年来大熊市中券商依然保持七年盈利的结果看,其安全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障。然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发展停滞。相对于其他金融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张,病后进入保温箱的券商行业发展缓慢,其核心特征即金融服务能力相对于同业的萎缩。金融市场的服务需求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变化,高度管制的券商行业丧失了应对这种需求变化的能力。

此前数年,诸多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以及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市场环境得以大大改善。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制度红利所带来的大牛市并没有让券商行业实现质的飞跃,反而降低了创新动力。对此,行业惯性是一个关键,而过度管制则是另一个关键。而今,无论是监管者还是从业者,均承认过去一段时间内行业运行的核心是合规而不是发展。

从人类认识外在而提高适应和驾驭能力的哲学角度看,在左右调整中前行并不时地矫枉过正,乃是一个常态。就券商行业而言,无论是其所面对的资本市场,还是其自身发展与监管,目前所面临的困局均高度符合索罗斯强调的“反馈环”特征,因此不必过于悲观,更无须否定过往的进展。

尤其近一年来,监管思路再次从市场环境建设和机构创新能力两个角度发力,其大方向广为业界认可。受宏观多重因素影响的市场低迷状态,也为新一轮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危机驱动力。从行业观察者的角度,我们欣喜地看到,对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痼疾——发行制度的改革尝试在不断推进,对于打通股票、债券、货币等多市场间壁垒的努力也已付诸实施,这将从供求关系和金融工具两个方面改善证券行业的发展条件;放松管制的明确信号,也将使行业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创新发展上来,令从业者看到依靠竞争发展壮大的希望。

在高度关切券商侏儒化现象的同时,我们也满怀期望地为此轮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监管当局应更为清醒和自觉地回到中立的市场定位上来,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加强监管,这意味着事前监管的思路应向事后监管转换,并积极调整和建设相关的监管能力。对于创新,这也意味着应该更多依靠机构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分散行动,而不是习惯性下指标、定任务式的集中式创新,唯此,券商行业的差异化格局方能健康协调地形成。

其次,对结构问题的调整勿受市场周期波动的干扰。影响A股市场的因素众多,而证券监管当局只应对制度环境和监管能力负责,在进一步强化决策和社会共识的前提下,监管者应坚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针推进结构调整,慎防改革功亏一篑。这也是证券行业顺应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最后,在全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进程中,作为利益博弈高度集中的领域,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资本的冲击和干扰,监管者应高瞻远瞩、意志坚定地斩断权钱链条,并在这一过程中争取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的支持,为净化市场环境作出最大程度的努力。从从业者角度,权力资本对于行业长期发展的严重伤害已越来越多地成为共识。业者应从自身和行业健康成长着眼,坚守职业底线,彻底摒弃为短期利益不择手段的丛林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