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民众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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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为“财富洞察”（Wealth Insight）的咨询公司对全球各大城市作了一项排名，所依据的是在该城市中生活的亿万富豪（Billionaire）的数量；而亿万富豪的标准是拥有10亿美元资产。在2012年全球前20个“富豪城”排行榜中，包括了5个中国城市，分别为香港（第4位）、北京（第5位）、上海（第8位）、深圳（第11位）、广州（第15位）。

假如把位于中国南部、地理上紧密相连的广州、深圳、香港看作一个大都市区，那么，居住在这个区域里的亿万富豪总共是71位。这个数字超过了在排行榜上占第一位的纽约――它拥有富豪70位。当然这只是比较富豪的人数，还不涉及他们的财富总值。不过这也足够表明，仅仅一个珠江三角洲，已经是新兴的、世界级的富豪聚居中心了。

但是，距离这个排行榜之后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场清洁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声称，他们每月工资大约1600元左右；在各项扣除后，实际到手的只有千元出头。工人们的诉求是，将工资大幅提升至3000元。在政府有关部门答应工人的要求之后，持续多日的罢工行动结束。但事后仍有报道说，工人们埋怨，由于各种计算上的花巧，3000元工资的承诺并没有真正落实。

亿万富豪与清洁工，代表了我们经济生活中收入分配的两极。两者之间的财富差距有多大，也就代表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有多严重。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样的严重程度是以往没有过的。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很多人清楚地了解收入分配不公平。我们知道基尼系数从过去的0.2左右迅速上升到超过0.4，逼近0.5。我们还知道，超过了0.4是收入分配的警戒线。

关于富裕和贫穷尖锐对比的信息大量流传，刺激出仇富的心态，但也刺激出求富的渴望。折中的结果是既愤世嫉俗又深感无力的混合心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抱有高度的期待。然而真要期望有一次成功的改革，就必须先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状况。流行的说法是，谁动了民众的蛋糕？

全球化与财富分配

客观上应该承认，收入差距拉大，首先与全球化有关。在全球层面上，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国际不平等在缩小，但国内不平等却在加剧。

二战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起欠发达国家要快很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1970年代，十大富国的人均收入是十大贫国的40倍左右。

到1980年左右，这样的趋势出现了反转，其动力在于贫国开始追赶富国。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标志，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兴起，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超过富裕国家。以至于进入新千年之后，全球层面上国与国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国内差距的重新拉大。在国家内部，富人的收入增长遥遥领先――不论在富裕国家还是新兴国家，莫不如此。

换句话说，收入不平等的表现形态发生了一次置换。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缩小了，但是国内的不平等增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切割了过去贫国与富国的分界线，它使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人特别富，也使每一个国家里有很多人特别穷，或者变得比过去穷。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具有了新的形态。

这种全球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就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指出：“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球资产的40%，而底层那半人口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平等现象在大多数国家中显现，几乎遍布全世界所有区域。”

中国特别明显地经历了这样一个“国际更平等，国内更不平等”的过程。30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但是中国内部的收入分配是普遍平等的，即绝大多数人都在低收入水平上。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鸿沟已持续收窄，但内部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

在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上，一般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个是金融与财富积聚。在制造业时代，著名的企业家例如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钢铁大王卡内基等，都需要用毕生精力去积累财富。更多的人需要用一两代人时间，才能使财富的积聚达到一定的规模。但在今天，借助于网络与信息技术，金融业今非昔比。风险投资刺激了大量的创新，在创新中竞争成功的天才们，通过在股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技术与公司，实现一夜暴富。所以会出现像扎克伯格这样的极为年轻的超级富豪。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多不同，但致富的道理是一样的，成功的企业家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成为亿万富豪。

第二个因素则是技术进步与工作性质变化。资本的全球流动带动了工作岗位的全球重新分配，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分解工作，使工作“去技艺化”、简单化了。新的工作流程更加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对劳动技能的需求却日益简单化。简单劳动意味着不需要培训和长期积累，意味着工人的高度可替代性，因此意味着劳动力的整体贬值。它还意味着工人失去有长远保障的、不断进阶的职业生涯。在这方面，富士康是典型代表。它将廉价劳动力大规模汇聚，但只是碎片化地利用其简单技能，因为这已经够了。对工人来说，简单劳动的超强度重复是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忠诚于企业和终身服务变得没有意义，年资越长越不是优势，因此不存在可以展望的、完整而连续的、有意义的职业生涯。

不难明白，在这样的结构下，工人没有要价的筹码。因此，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将全球财富向创新者和知识产权拥有者那里汇聚；在另一端，则创造出大量的无需技能的工作，从而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的出现。

政府作用与再分配

富士康的类型表明，简单技能的工作岗位，使工人在初次分配中不可能获得很高的份额。除此之外，消费社会的性质也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但其中的相当大部分是简单技能岗位。例如饭店与酒店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售货员、家政服务工、装修工等。网络的发达，还创造出大量的初级编程人员岗位以及各种辅的工作岗位，等等。从整体上说，这些工作都具有低技能、流动性、不稳定的特点，因此，从业人员在初次分配中，不可能获得高的收入份额。

传统上，再分配是调整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西方福利国家在其鼎盛时期，通过各种福利与保障项目，削峰填谷，极大地压缩了贫富差距，以致被称为“大压缩时期”。

但是，全球化迫使国家之间卷入激烈竞争，福利国家变成了“竞争国家”，首先追求效率与竞争力。中国大致上也处于同样的进程中。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收入不平等的力度减弱。

目前的情况，是在一系列方面恶化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太少。这主要指，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退休、养老等领域中过度市场化和产业化，使低收入人群陷入严重保障不足的困境。

其次是权力寻租、三公消费以及官员腐败，这三大黑洞卷走并吞噬了大量财富。本来，资本的全球经营模式，已使财富极大地向资本一方倾斜，但这里至少含有给创新者和冒险者以最大激励的意义。而权力的介入则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无非是强行为自己切蛋糕。在这当中，它事实上切掉了许多人应有的蛋糕。

第三，政府财政开支过大。本来，在成熟市场国家的经验中，政府开支有积极意义。因为政府开支用于民生与公益项目，本身属于财富再分配，其效果有利于减少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但是，我们的财政开支大量用于基础建设项目。而不幸在于，这些投资的流向，最终有利于工程建设中的资方，没有起到本来应有的再分配功能。

第四，出于利己思维和内部激励的需要，一直不肯下决心改革和取消福利领域中的双轨制。在双轨制下，公务员与领导干部的福利大大优于普通老百姓。这使得已经不平等的分配变得进一步不平等。

最后但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放宽市场自由的同时，尚未以同样平等的方式放宽社会自由，重视培育社会组织，从而使社会自我治理、自我保护、自我调节、自我支援的能力和制度长期发育不起来。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各个行业的工人非常缺乏为自己维权的工会，缺乏有法制力量和舆论力量支持的工资谈判与协商机制。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由于缺少民间的基金会、社工队伍、志愿组织以及社区自治机制，缺乏多种资源共同参与的混合福利机制，也使得大量的民间疾苦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帮助，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的后果。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几乎是必然的。它本身也有激励效率、激励创新的功能，并非完全是坏事。但是，这样的不平等如果过分巨大，而且固化，那就是不公平。如果政府的政策、措施与财政使用方式加大不平等，那就是不公平。很明显，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而且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这就是必须改革的理由。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