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之窗 第6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读者之窗 第6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安徽六安华源纺织有限公司王先生：近几年档案行业标准陆续出台，并刊在《中国档案》杂志上，对实际工作很有指导作用。不知道能否购到已经编辑成书的档案行业标准及有关条例、办法？

作为国家档案局主管的行业刊物，《中国档案》杂志每年都要定期刊登一些重大的档案行业标准和规范。如果对您的工作有一些帮助的话，我们感到很欣慰。当然，杂志和图书有不同的功能和效用。据我们了解，档案标准化工作由全国档案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负责，他们不定期地以《档案工作标准汇编》为书名，把最近一段时间制定、颁布的档案工作法规、规范集中在一起，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最新的一集是2003年4月出版的第5集。该“集”中有这样一些内容：《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本刊2003年第8期刊载）、《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本刊2003年第12期刊载）、《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本刊2003年第5、6期刊载）、《档案缩微品制作记录格式和要求》、《满文档案著录术语汉译规则》等。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法规标准化处有售。

广西一读者：《中国档案》杂志是不是核心期刊？

据新闻出版署有关官员的解释，核心期刊是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制定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大学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是“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该课题统计文献数量达943万余篇，涉及期刊1．2万种，聘请专家1800余位，共评出1798种核心期刊。根据该项成果，“档案学类核心期刊”有13种，前5位依次为：《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档案与建设》、《浙江档案》。

重庆一读者：最近几期的《中国档案》的总期数有误。

感谢这位细心的读者。经过我们仔细核对，从2004年第7期开始，本刊的总期数即标识错误，2004年第7期总期数应是“总第369期”，误印成“总第367期”。依此类推，至2005年第1期，总期数应是“总第375期”。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歉。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章：我是本刊2004年第12期《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为什么不能公示》的作者之一，我们现在已经收到样刊，但至今未收到稿费，不知何故？

经查，本刊寄往成都该作者的稿费，被邮局打了回来。在被打回来的汇款单上收款人是“章斌贝”。可能由于邮局计算机系统没有办法打出这个字，所以以此来代替（杂志上该字是我们通过造字程序造的），汇款就无法送达作者手中。或者作者当时没有来得及收取。

一份特殊礼物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主席连战先生在访问大陆期间到北京大学进行了演讲，当他演讲结束后，北京大学校方向连战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连战母亲赵兰坤女士当年在北大学习时的学籍档案和照片。照片和学籍档案清晰地记载了现年96岁的连战之母赵兰坤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宗教及社会学科专修学习的一段真实历史。可以说，这是一份意义深远、弥足珍贵的礼物，也是连战先生意想不到的礼物，这份特殊的礼物不仅给予连战先生意外惊喜，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我们从中却感悟出几点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人类历史离不开档案。中国社会五千多年的历史，从甲骨文到如今的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一步一步镌刻下社会发展的轨迹。领导决策、经济建设、维护权益、社会安定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离不开档案，而保存完好的连战之母赵兰坤的学籍档案就像陈年好酒，相隔数十年，如今开坛，醇香四溢。这里，档案不仅成为最有意义的礼物，而它凸现出的魅力，正是对档案本身作用和价值的最有力说明。

启示之二，传承文明更需要档案。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档案，我们各行各业所取得的成果要靠档案来延续、发展和传承，今天的档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可以说，档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特殊财富和巨大资源，它是文明的象征。

启示之三，社会重视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基础条件。人类社会离不开档案，档案也不是天生就有，要靠人们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地记载，重视档案应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标识。北京大学保存的形成于60多年前的赵兰坤女士学籍档案，如今得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海峡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热点。应该看到在其背后，倾注了几代档案工作者辛勤的汗水！

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籍档案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仅是档案体现价值众多典型中的个例，但作为档案部门，有必要利用这个典型，广泛宣传，因为，这不仅是学校档案工作者的光荣，也是全体档案工作者的光荣。

（江苏扬州市档案局 魏怡勤）

横看成岭侧成峰

2005年开始以来，包括《中国档案》杂志在内的档案刊物接连刊发了关于研究“档案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例如，2005年第2期的《中国档案》即刊发了署名管先海的《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的文章。综观这些文章，对当前档案学研究比较多的指责是：档案学研究脱离实际，既没有涉及当前档案工作的实际，又缺乏实际工作者的参与认同，处于自说自话的境地。

确实，有一段时间，档案刊物上连续刊发了一些文章，例如，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的、关于文件运动的、关于来源原则的等。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一些文章，把一种说法左掰右揉，在使理论更加细致和精巧的同时，也使一个本来富有想像力的学说琐碎起来，甚至让人对该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生疑。因为，就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觉得，理论应该是明晰的、简洁的，就像爱因斯坦的质能转化公式：E＝mc2。

笔者不是搞理论研究的，本对此不宜说什么。但作为行业中的一员，总觉得表达观点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权利。况且《中国档案》又开辟了“我来说说”这个平台，就是给行业中的普通一员提供畅所欲言、直抒胸臆的机会的。于是就斗起胆子，也来说说。

凡是从事档案工作，经过档案专业教育或培训的同行，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利用等，把我们塑造成档案中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说着同样意思的话。这些概念和术语，经常在头脑中缠绕、盘旋。突然有一天，当我听到来源原则，听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给我的感觉是豁然开朗，就像苹果落到自己头上而想起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我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呢？

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自然需要有实用的理论进行引导。同时，我们也希望，有一种理论，能够对我们这个行业、对社会档案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让我们触摸到某种属于这个行业的独特的原则和规律，找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和位置。这些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和业务研究的范畴。前者力图从社会档案现象、档案工作中抽象、归纳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规律出来，从本质上解释、说明档案现象和档案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后者则是根据一段时期内，某一地区档案工作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至于档案工作上的一些业务文章，是实际工作者的经验总结，指导我们在该领域或该部门的具体工作。

如果认同以上对研究内容的分类的话，回过头来再看对当前档案学研究的责难，就会觉得有的论者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研究内容一锅煮了。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业务研究，尽管它们都是以档案现象和档案工作为对象，但由于它们各自的目标、角度不同，成果形式和风格大不一样，与实际的联系，联系的方式、联系的程度、联系的内容也各有差异。我们不能强求基础理论成果对实际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我们不能把这个领域的应用研究成果生硬地套在另一个业务领域之中，虽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互相借鉴、启发的成分。我们允许文章可以玄妙高远，也承认文章可以具体而微。该基础理论研究承担的功能，只能由基础理论研究去承担；该对策研究承担的功能，只能由对策研究去承担；该业务研究承担的功能，只能由业务研究去承担。除此之外的要求，则是苛责和不切实际的。

坡的一首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任何于我有用的方法、与档案有关的话题，我们不妨采取“拿来主义”和“宽容主义”的态度。同时，充分挖掘研究主体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即使不成功，也是一种思维操练。只有这样，才能使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业务研究在一个合适的比例下，在不同的层面上，各司其职，各擅其长；才能形成档案学研究、档案工作研究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的良好局面。

（北京 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