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令人深思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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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1934年秋，巴金出于“到日本看看的兴趣”，化名东渡日本。经朋友事先介绍，他住进横滨商业学校一个姓武田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而搬出。巴金的小说《神》就是根据他这段生活经历写成。

小说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其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俄法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40年后，巴金在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东京大学文学部一位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志向选择了汉语专业。侵华战争爆发后，他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他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这位教授就此疑惑写信请教巴金，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并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蒇书。他还辩解说，《神》是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

巴金的辩解不无道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实生活中的武田，绝不是巴金想像的那样，假如能作历史还原的话，他只能是一个思想保守、愚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巴金的误读？

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气质，他丰沛的道德激情与精神焦虑必须随时通过写作得到释放，更何况，此时巴金已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种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视而不见。这种心理预设与知识背景，决定了巴金看日本的眼光。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惟一的证据，就是听说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好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虚构了主人公有大量进步藏书的细节。这个虚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记忆中终于变成了真实。

以西方“有神”与“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牵强。日本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在日本是家常便饭；如果一定要作区分，那么只能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有神论”者，但这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泛神意义上的祖先神、自然神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被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武田热衷于念经求佛，其实并非无迹可求，小说里有一个细节：长谷川恐惧地对“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33岁的“凶岁”。这个被巴金一笔带过的细节，也许是武田成为“有神论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习俗，处在“大厄之年”的人，要举行各种消灾禳解的仪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过了这个时期，则一切恢复如常。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后来回忆的那样，并没有像小说断定的那样“跳进深渊”，而是恢复了常态。假如巴金对日本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有足够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假如他不是那么自信，不屈从急近的写作冲动，能以冷静之眼审视日本的生活，情形也许是另一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