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戒与严羽诗歌审美理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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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中的两部杰出著作，且两部诗话都对苏黄诗风进行了锋芒毕露的批判，强调了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抒情文化的载体所应具备的审美品格和艺术特征。但两者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张戒继承了儒家传统的雅正诗教观，注重诗歌的伦理价值而兼及艺术，严羽则喻诗以禅，唯艺术为尚，摆脱了传统道学的束缚，对诗歌美学的超越性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43-05
一、“意味”与“兴趣”的提出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门古老艺术，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期的积累与铺垫，诗至有唐一代攀上了辉煌的巅峰，迎来了名家辈出、诗体大备的诗歌黄金期，唐诗也以其优美的声律、俊朗的风骨令后人传诵千古。宋人处于唐人之后，诗歌创作出现了“开辟真为难”（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辨诗》）的局面。直至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的出现，才一转局面，使宋诗呈现出与唐音截然不同的审美格调，后人将之称为“宋调”。宋调大量叙事、频繁化用典故、好发议论、讲究用字、押韵，虽然形成了与唐音不同的审美情趣，但这种人工技巧的使用对诗歌自然天成之美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说：“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清诗话》）苏黄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的创作路径无疑背离了诗歌悠久的抒情传统，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又片面地发展了这种风气，以议论、押韵、用事为工，从而将宋诗的发展引入一个误区，滋生出许多流弊。
基于苏黄习气对宋代诗坛造成的消极影响，北宋后期，即有部分诗论家如魏泰、叶梦得等开始陆续反思苏黄诗风，但大多持论较为平和。而张戒、严羽却以其锋芒毕露的批判姿态著称。这种大胆的批判来自于非凡的识力，显示出一位杰出诗歌理论家的卓越眼力。为此，张戒、严羽也在中国诗论史上永久地留下了他人无法取代的一席之地。
于苏黄诗风风靡诗坛，如日中天之时，张戒就大胆指斥苏黄“乃诗人中一害”，发出“诗坏于苏黄”的惊世论调。自北宋后期以来，虽然不断有人对苏黄及江西诗风表示不满，但张戒却是其中最为激烈、尖锐的声讨者。针对苏黄诗歌“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的弊端，张戒特别强调诗歌美感特征的传达，以“意味”论诗，成为张戒品评当时苏黄习气的有力武器。他说：
大抵句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
一首好诗应是耐人寻味的，可以激荡人的心胸，引发人的美感，令人回味悠远。如果诗中缺乏兴致，没有性灵，就如同山川没有烟云的衬托，春天没有草木的点缀一样，也就失去了审美价值与意义。在张戒的诗歌审美理论中，“意味”是一种涵盖了多种审美要素的综合性艺术旨归，它包括了张戒对诗歌本质情真与含蓄的认识，以及对诗歌意、味、韵、气、“中的”等审美概念的论述，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也最能全面概括张戒的诗味理论。
身处南宋末年的严羽是继张戒之后，又一位大张旗鼓地批判苏黄、江西诗风的典范。他将江西诗病归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切中要害，至今都是不易之论。从审美角度出发，针对宋诗之弊，严羽标举出一种诗美境界，他称之为“兴趣”：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用“兴趣”概括盛唐诗的风格特色，实为一种创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诗代表了古代诗歌的最高典范，它情景交融，意境超迈。因此，针对宋诗之弊，严羽提出诗歌要“以盛唐为法”。他说：“诗有词理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里的“意兴”其实就是“兴趣”。据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兴趣应是指诗歌将词、理、意兴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时所生发出的深永不尽的诗性韵味。这种诗歌可以使人体验到一种不可肢解的诗意美感，正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一样，朦胧恍惚，扑朔迷离，无工可见，无迹可求，却又韵味无穷，回味不尽。“兴趣”不仅代表了严羽的诗学审美理想，是其诗学追求的极致，而且也是严羽诗学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张戒、严羽诗歌审美理想之共同点：对传统诗学审美特性的继承与发扬
从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着眼，张戒的“意味”说与严羽的“兴趣”说在美学本质上完全相同，它们都突出强调了诗歌的审美特征。中国自古就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诗词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决定了诗歌这种体裁应具有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艺术品格与美学特质。针对宋诗严重违背艺术规律、缺乏美感的弊病，张戒和严羽试图把诗歌拉回到本该属于它的正途上，“意味”说与“兴趣”说正是他们向传统诗美的一种回归。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曾引刘勰语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今《文心雕龙・隐秀》篇残缺不全，张戒所引当是原文中的二句，今本已经脱漏。从刘勰的“隐秀”论到张戒的“意味”说，再到严羽的“兴趣”说，中间分明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寻，见证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追求的一贯传统。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范文澜注曰：“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可见，“隐”指一种含蓄美，它追求弦外之音，能产生“馀味曲包”的审美效果。“秀”指形象的鲜明生动、栩栩如生。“隐秀”即指一种含蓄蕴借、委婉深长的艺术美。
齐梁时，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滋味”说。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从“滋味”出发，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与说理、用事、学问无关。因此，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反对“文章殆同书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的现象，因为它会影响诗美的传达。对诗之六义的“兴”，钟嵘做了创见性的解释，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成了他“滋味”说的最好注脚。这同严羽“兴趣”说讲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一样，都是强调诗要意在言外，含蓄有致。
发展到唐代，殷瑶的《河岳英灵集》十分重视诗歌的“兴”和“兴象”。其评常建云：“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评刘虚云：“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可见，“兴”能产生情境悠远的审美效果。评王维云：“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皆出常境”同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都是在追求一种超越语言文字之上的传神美。唐僧皎然论诗也倡言“采奇于象外”，在《诗式》中他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并认为诗歌应“情在词外”、“旨冥句中”、“至近而意远”。到了司空图，其诗论对诗美境界的描述达到了顶峰。在《与极浦谈诗书》中，他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他标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认为诗要“近而不浮，远而不近，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在其《诗品》的“含蓄”一品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到了宋代，欧阳修引梅尧臣语曰：“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姜夔也认为：“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凡此种种，都是在强调诗要含蓄不露，意味深长，有一种超越语言文字之上的回味美，这不仅是历代诗论家的共同看法，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突出特点。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从刘勰提出“隐秀”说开始，中间经过历代诗论家的发展完善，一直到张戒的“意味”说、严羽的“兴趣”说，中华民族对诗美的追求从未间断过。而宋代诗歌“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无疑背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诗学审美趣味。针对宋诗严重违背诗歌艺术规律的现象，张戒的“意味”说与严羽的“兴趣”说正是对传统诗歌审美观的一种呼唤与回归，代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尚，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高度弘扬。
三、张戒、严羽诗歌审美理想不同之分析
（一）张戒：衡诗以道，兼及艺术
张戒论诗虽然讲究诗味，注重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感效果，但其诗论终归以“言志”为本，重视诗歌思想内容的传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雅正诗教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是书说：“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者。”（卷一九五）
从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可谓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有着古老的传统。自先秦以来，中国诗论就一直把言志、载道作为文学的基本功能。虽然“诗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中的“志”有情性、情感的含义，但在先秦两汉诗学和儒家诗教那里，这种志与“礼”分是不开的，总是关联着政治、教化。如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则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在古代，“志”更多地指向一种政治怀抱，它即使带有个体内在的“情”的成份，儒家传统诗学也要将其引导到外在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去。所以说，“诗言志”主要是表现诗人的政治意识和伦理意识。
张戒作为南北宋之交的一位爱国志士，作为一名正统的封建文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文学思想。在张戒的诗学中，“言志为本”就意味着诗歌要积极担负起社会政治教化的作用，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他经常以思想内容的高下来评定作品的优劣，反映出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意识。他指斥唐人吟咏玄宗、贵妃诗，因为“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这是对上不恭；白居易的《长恨歌》在他看来“皆秽渎之语”、“无礼之甚”、“殆可掩耳”，也属于“无礼于其君者”一类；对诗人温庭筠，张戒更是深恶痛绝，他认为其诗“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有“渎至尊”之嫌，因此痛下结论“庭筠小子，无礼甚矣”、“庭筠岂识风雅之旨也？”于此可见，凡是违背儒家礼教、不合于雅正标准的诗人诗作，张戒都予以坚决地反对，而这种评价明显受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至深影响。
在张戒眼中，真正伟大的诗人不应仅仅是“诗人”，而要代圣贤立言，“通讽谕、尽忠孝”，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所以他一再称赞杜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并且感叹说“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此岂嘲风咏月者哉？盖深于经术者也，与王吉贡禹之流等矣”。他对杜甫的高度评价正来自于其对《诗经》风雅精神的薪火传承。对杜甫的心存社稷、正而有礼，张戒赞叹不已：“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子美颠沛造次于兵戈之中，而每以宗庙为言”。评其诗《干元中寓居同谷七歌》说：“真所谓主文而谲谏，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也。”评《可叹》又谓：“观子美此篇，古今诗人，焉得不伏下风乎？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他还指出李白、杜甫虽然才气不相上下，但区别就在于“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
从以上评点可看出，张戒认为杜诗的优点在于“思无邪”，是道义的化身，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而诗之本旨正在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张戒）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卷一九五）
（二）严羽：喻诗以禅，艺术为尚
严羽论诗与张戒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不谈《诗经》的。许志刚先生说：“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方面，严羽抛弃了把诗作为道德的显现，即诗为‘德之华’的命题，对于‘诗言志’的说法，对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也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可见，严羽的诗论同儒家诗论具有一定的抗衡性。在《沧浪诗话》中，严羽唯“兴趣”为尚，论诗几乎全从体制、格力、气象、音节等艺术要素着眼，不讲风化，不讲主文而谲谏，论诗只是上溯到楚词，而把历代文人奉为美刺标准的《诗经》弃置一旁，与儒家尊《诗经》、重比兴的诗教观截然不同。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说严羽：“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谕、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福建通志》说：“自羽以妙远言诗，扫除美刺，独任性灵。”郭绍虞先生也做了分析：“沧浪只言熟读《楚词》，不及《三百篇》，足知其论诗宗旨，虽主师古，而与儒家诗言志之说已有出入……盖沧浪论诗，只从艺术上着眼，并不顾及内容，故只吸取时人学古之说，而与儒家论诗宗旨显有不同。”这些都是看到了严羽论诗与儒家传统诗论之间的差别。
严羽与张戒诗论的这种不同，我们还可以从他们共同评点的诗人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以杜甫为例，张戒以为杜诗“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这不仅源于杜诗在艺术上具有情真、含蓄等美学特点，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杜诗具有“思无邪”的特点。而严羽论杜甫只从沉郁、入神、雄浑等艺术风格着眼，只字不谈杜诗的思想内容。郭绍虞先生说：实则沧浪于杜诗之“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没有做发明，故于杜甫“亲风雅”之旨，沧浪亦不会体会到。这一论断正与严羽诗论相合，体现了严羽诗论的一大特色，即其言诗只上溯到楚辞，却不提及诗三百，只从艺术特征着眼而对思想内容却不曾顾及。
在中国古代自从以《诗大序》为标志的儒家诗论体系确立以后，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它对诗歌政治教化功能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在现实的文艺创作实践活动中，人们往往试图突破“诗言志”的藩篱，向“缘情”一路发展。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情感活动，而严羽的诗歌理论正是顺应了这一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他从审美角度出发，以艺术为衡量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突出了文学的非功利性，而“儒家传统的诗学观，轻审美重功利，严羽专谈审美，不及功利，这正是他与传统诗学的不同之点。”严羽的诗论对挣脱儒家诗教的束缚，回归诗歌本体性特征的探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与张戒衡诗以道不同，严羽论诗的一个特点为“以禅喻诗”。《沧浪诗话・诗辨》中，严羽说：“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以禅喻诗就是用禅宗的一些术语作为比喻来说明诗歌理论，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形象的类比从而把对诗道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所以，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自己说禅是：“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表示他之所以要“以禅喻诗”只不过是为了把诗歌理论说得深入透彻些，至于这种说诗方式是否符合儒家的论诗标准也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可见，严羽着重于诗歌自身本体性特征的认识，而不承认儒家诗论的绝对权威，其“以禅喻诗”也是对诗教传统的一种叛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戒虽然也讲诗歌艺术，但他始终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继承了儒家诗教观，而儒家传统的文学观“把理念置于文学之上，把礼化了的人格、道义所贯注的情作为文学理念的核心”，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与张戒不同，严羽虽然也解释诗为吟咏情性，“然而他却没有那些浓厚的带着经学特色的观念。他所讲的情性，不是经过礼法长期制约而定性化了的情性；他所讲的诗，也不是‘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由道德之士创作出的体现出温柔敦厚特性的诗歌”。严羽完全舍弃了诗教传统，而以审美功能为诗的本质。所以说《沧浪诗话》的主要意义正是在于：“它大大提高了我国古代诗学中的审美理论，深刻而又突出地阐述了诗的审美特征，并把这一特征上升为诗的本质，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严羽的诗论“具有把诗歌理论深化到一个新的层次、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戒与严羽都深刻地认识到宋诗之弊，由此出发，他们非常尊重诗歌的艺术规律，追求诗歌的审美价值，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张戒衡诗以道，注重诗歌的伦理价值而兼及艺术；严羽则喻诗以禅，继承了张戒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认识，唯艺术为尚，而抛弃了张戒的诗教观，摆脱了传统道学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诗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对诗歌美学发展的突出贡献，也是对张戒诗歌审美理论的极大发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