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道德危机的传统探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公共道德危机的传统探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作者简介：余绪鹏（1981- ），男，江西九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杨艳春（1969- ），男，安徽安庆人，南昌工程学院思政部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 要：当代中国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时期，一切社会现象既具有当代新特征，又沿袭着传统旧特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危机可以从历史传统中找到根源：古代伦理思想没有留下公德基因；传统伦理道德长期为政治统治服务，受政治形态控制，阻断了市民文化；封建经济排斥自由市场，形成传统政治形态与文化伦理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公共道德；危机；传统伦理；专制政治；封建经济

中图分类号：B824.5；D66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167-04

过去一年，因为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公共道德问题成为了焦点话题。人性为何变得如此冷漠，是因为物欲横流导致道德沦丧，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人们众说纷纭。目下，“见死不救”的现象已经不是个案，普遍存在的公共道德危机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很多人看来，相互交往中充满不信任感，冷漠自私文化充斥各个层面，不守规则、言行粗野已经司空见惯，袖手旁观、见义不为才是理性选择。这一切，既让人们感到不解，更让社会感到无奈。当然，社会现象与问题的缘由总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出发，探索公共道德危机的传统根源。

一、传统伦理缺乏公德基因

古代传统伦理是以“家族道德“为基础的，即是以“家”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宗族道德观念。而家族道德至多维持家庭或家族关系，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共道德，只能维持熟人圈的交往关系，不适用于现代广泛存在的公共空间与陌生人社会。从这个意义出发，传统伦理就不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一）家族的中心地位

家长制是家族道德的基础。一家之内，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全家听命并服从于家长。古代文人从“家”出发，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都是以“家”“国”为出发点或是以“家”为基础而扩大到朋友圈里和君臣政治关系的伦理规定。除此之外，没有一套在熟人圈之外的社会交往规则。因此，这只能说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德。庄泽言先生在考察中西差异时曾指出：“中国与西方有一根本不同点，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两对立之本体，而在中国则以家庭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消除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1］《论语?颜渊》中有一句：“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常作为社会交往的至理名言被今人引用，以至有人认为《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陌生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这是对孔子的误读。相反，这正体现了家族道德的基础地位与主导作用。因为，一方面，这是以“家”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即使与“家”之外的“陌生人”交往，也应该以“家”里的兄弟关系相对待。即将公共生活家庭化，将外人视为兄弟，才令人称道，值得推崇。另一方面，这只能是一种价值理想与超脱境界，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做到，兄弟与外人毕竟不一样，因此，理想状态总是显得弥足珍贵。

（二）“仁义”观念与公德缺失

正是因为家族的重要性，任何利益问题都可以通过家族伦理来规范，通过“家庭集体”来解决，推崇集体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导致个人利益被忽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从家庭伦理到个人“仁义”再到“礼制”差别，这一套道德规范导致国民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性，对于公民自由观念的生长极为不利。学者孙隆基指出：“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仁’是儒家的核心范畴，尽管这具有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突出了‘人’的社会价值，但‘仁’又通过等差有序的‘礼’表现出来，因而并未真正把‘人’放到主体地位上，造成了‘个人’的不发展。”［2］

家族本位的文化伦理将人的思想意识局限于家族之中，以血缘深浅、亲疏远近来衡量社会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传统中国人只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家族私德。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作自私自利多半为此。”［3］“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念致使“公”“私”相互对立，家庭不能很好的与社会相连接。这种文化弊端，一直是有识之士批判的焦点。梁启超便曾批评国人不讲公德，一盘散沙而不知团结协作，并认为这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4］因此，要救国家必须倡导社会公德，从而培育新公民，并在《新民说》中大声疾呼：“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5］

二、专制政治阻断市民文化

现代公共道德不同于“私德”范畴的家庭道德，而是一种公共伦理，是一种公民意识，是一种市民文化。它产生于公共领域并服务于公共领域，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然而，不论是传统家庭伦理还是现代公共道德，都是由国家的文化结构决定，而文化结构与国家的政治形态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之所以未能产生公共道德基因，是因为没有市民社会雏形基础上的市民文化基因，而这又受制于传统专制政治。

（一）统治权力结构

封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形如金字塔型的封建权力体系，从国家君主到地主贵族，再到普通民众，层层控制。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处于金字塔的顶峰，拥有无限的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并制定了一套刑法制度来维护皇权统治秩序。当然，法律不是主要的，封建统治者更擅长使用“德治”教化民众，这就有“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刑罚原则。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臣属与附庸，由皇帝任命和派遣，属于“朝廷命官”，一切服从、听命、敬忠于君主，这就像一个大家庭。权力有无与大小都取决于跟皇权的亲疏远近。因此，身份关系在传统中国也显得更加重要。这又是与家庭伦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