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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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英国女传教士和著名旅行家J？F？毕晓普夫人从上海坐船到杭州，在到达杭州时，她不由得惊呼：“进入杭州的那条运河美极了！”毕晓普夫人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和笔调细腻的散文家。在《扬子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1899）一书中，她生动地描述了在运河旅行途中的个人印象：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汽轮拖着一长串本地小船从英国领事馆下面的苏州河出发，前往根据1896年新条约而开放的其他口岸。我的那条船上竹篷低矮，几乎不能让人站直身体，装饰风格浓艳而粗俗，而且凉飕飕的冷风毫不客气地从竹篷缝隙中间钻进船来。它毫不显眼地被挂在由9条形状奇特的画舫和住家船组成的船队末尾。那些船尾翘得很高，分为上下两层，带有许多舷窗的画舫跟在像哮喘病人那样喘着粗气的拖船后面缓慢地逶迤而行，其景象颇为壮观。那些船上红旗招展，铙钹乱鸣，爆竹声不断，每个舷窗都伸出一根用来晾衣服的竹竿，不时可见袅袅的焚香缭绕于各条船之间。就在这欢愉的嘈杂声中，以及在这寻常的中国乐章伴奏下，我们的船队迎着满天通红的晚霞起锚开航。

为那条有三个船夫的小船，我支付了6元，加上拖船费5元半，约合23个先令。

从早到晚，在我前面那条两层敞篷船上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条船上住着一家三代总共九口人。一切都听从祖母的吩咐。他们一早就起床，点火焚香，对着一尊镀金的菩萨磕头，在它前面供上一碗米饭，然后才开始煮饭和吃早饭，他们做饭的气味整天都传到我的船上来。那家的男人坐在船头上做鞋，祖母无所事事地安坐在底层发号施令。她的儿媳是一位脸庞清秀、健康壮实，但裹了小脚的女子。她整天不停地劳作和抽烟，并且在烧饭和洗衣的同时，还能给船掌舵，有时用手臂夹住沉重的舵柄，有时则用下巴或膝盖顶住它。4个年幼的小孩安静地在一个又高又宽的搁板上玩耍，吃饭时就把他们从搁板上抱下来。一位13岁的小姑娘偶尔也能帮她的母亲做点事情。他们整天做饭、洗衣、缝补、吃饭，观察我的举动，但远没有像我观察他们那样有兴趣。到了晚上，他们又重新磕头和烧香。当鸦片烟枪被点着之后，那位男子就进入了极乐世界，然后他们就盖上裹有棉胎的被子，一觉睡到天亮。

我了解他们的习惯，并且知道了他们船上为数不多的“装备”，也许他们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时，他们也想知道整天写作和缝补的我对他们究竟了解多少，这是许多中国人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时值初春，乡间的景色相当迷人，就像英国的沼泽地带那样，那儿是一马平川。房屋、村庄、桑园、寺庙、树林、高大的乡间民宅、神龛和牌坊等，如走马灯一般在我们眼前经过。岸上的每棵树上都缠绕着紫藤属植物，一簇簇丁香花从树上挂下来，几乎触到水面。田里的大豆正在开花，草木青翠欲滴。我们这支形状奇特，又歪歪扭扭的船队不时地经过一些大城镇的水巷，那儿有飞檐画栋、亭台楼阁、陡峭石阶和一排排上面站满全副戎装兵勇的水师平底舰船。这一切显得变化莫测，我们犹如行走在画中一般。有好几次，我们都因为难以通过这些拥挤不堪的水巷而被耽搁一两个小时。

我后来从亲身经历中得知，中国是一个有着神奇桥梁的国度，但在当时，我看到经过的几乎每座城镇，都有一个15至30英尺高、用花岗岩砌成、从两边都需要走39级台阶才能到达桥顶的拱桥时，甚感吃惊。还有那些平坦的石桥，每个桥墩都是13英尺高的单块巨石，而桥面则是长达30英尺的巨型石条筑成的。

我们的部分航程是沿着大运河走的，后者是一项惊人的伟大工程，它将杭州与天津（原文如此编者注）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在破败的状态下也显得气势恢弘，从旧都杭州至长江边上的镇江这一段运河最早建于公元625年，但直到1865年才由英国国防部测绘成地图。

从上海出发后的第二天早上，汽轮拖船便在一处树阴笼罩下的狭窄运河段抛下了船队的尾巴。我的船静静地溯流而上，直至来到一个船闸跟前，从那儿我的船被提升到一条更加宽阔、直通杭州的水道。杭州城的三面都被运河环绕，并且还跟四通八达的其他可航运河连接。那儿也随处可见如画般美丽的石拱桥，可以沿着这些运河轻松抵达城内的大部分地区。

我在上面提及的船闸在当地方言中被称作“坝”，这是一种设计非常巧妙的装置，可以灵活地调节同一条船的高度……这个装置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那个自上而下的平滑石板斜坡，还有两根又粗又高的立柱，两个简陋的木制卷扬机，以及结实的、带有大铁钩的竹编绳索。当把低处的船提升到高处时，需要有好几个人来摇卷扬机，而高处的船则可以借助自身的惯性，以很高的速度滑下来，钩住船尾的竹绳能使它减速，以防船头在失控的情况下被下面的水所淹没。此时旁边的行人若毫无防备，脚就会被突然涌来的一股带泡沫的河水打湿。每次过船闸，船主都需要缴纳几个铜板，作为报酬。

我觉得进入杭州的那条运河美极了，尽管在那些大型民宅高耸的白墙下、长满青草的斜坡上面，有不少令人不快的猪跑来跑去地寻找食物。那些船篷上有蓝白相间条纹，以及水手装备精良的，是水师或河警的兵船。还有那些高耸的拱桥，色调和谐而悦目。

几年前，我应邀对北京大学的西文善本书进行整理和调查，工作中偶尔看到了早期西方人对老杭州的描述，让我这个杭州人感到分外亲切。我是在杭州的老街小巷里长大的，到北京上学和工作已有27个年头，虽离家多年，但记忆深处一直珍藏着那小桥流水、白墙黑瓦的杭城古运河沿岸人家的景色。可惜那种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古运河景观如今在杭城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出生在大塔儿巷，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小巷的路面是用石板铺成的，小时候走路时经常要用步子去测量石板的长短。与小巷平行的就是叫做中河的城内运河，再往东走不远，有一座古老的石板拱桥，名叫大方伯桥，桥下是另一条城内运河——东河。两条河都在家附近，都是童年的我常常游玩的地方。

3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母要带我们到西湖边的公园去玩，我非常兴奋，吃完饭穿上新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我独自一人兴冲冲地往前走，沿着小巷就走到了中河的丰乐桥上，我在桥上停下来等待家人。一个3岁的小孩，趴在丰乐桥上的石栏杆上，观看桥下的风景。至今我还记得，中河里不时地有一条船驶过，船上装满了东西，慢悠悠地穿过桥洞，驶向远处，在身后留下一道道闪闪发亮的涟漪；运河两旁的老房子鳞次栉比，有些临河的人家还有小门和几个石阶通向河边，就像是屋后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在低矮的木板房的后面往往还有一道道山墙，远远望去，那白色的墙壁和黑色的瓦片在和煦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多年以后，这些景象将成为我生命意义的符号。我不知道这个3岁的孩子是被什么吸引住了，不哭也不闹，只是傻傻地看着，忘掉了时间，忘掉了一切……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有一位熟人在桥上找到了我，把我带回了家，这才知道家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父母因找不到家里最小的儿子，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童年记忆里的那座丰乐桥现在再也找不到了，然而，对于运河的童年印象并没有被淡忘，而是封存在我的脑海里，因此当我看到毕晓普夫人对运河的描写时，记忆打开了，运河立刻在我的脑海里复活了。

于是，寻找关于老杭州的信息成了我的一项业余爱好，尤其是有关运河的内容，大概是在运河边长大的缘故吧。但有关杭州运河的资料很少，直接反映杭州运河的老照片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没有放弃努力，一直锲而不舍地寻找这方面的线索。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终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2003年的农历新年，我作为访问教授前往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经过一天在天上的飞行和地面的转车，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半夜时分。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推开窗户之后，发现我们所住的大学宿舍楼位于山坡上，窗外的视野十分开阔，景色非常优美，空气也显得格外纯净。一吃完早饭，我和妻子就出门去散步，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住处附近是一个小镇，在镇里我看到一个小书店，就随手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很不显眼的旧书店，书架上并没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书。但我已经有了多年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淘书的经验，便主动跟书店老板聊了起来。我问他有没有描写中国的老书，他查了一下电脑，肯定地告诉我说，“有。”接着，他转身从内室的书架上取下几本书递给我。接过书，我的眼前一亮，这第一本就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描写杭州的书，我翻开的第一张插图居然就是杭州的运河！我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开始跟书店老板耐心地讨价还价起来。对方的开价是40英镑，经过死缠烂打，终于降到了30英镑。但我刚到英国，满脑子还是人民币的概念，而且当时尚未领到当月的生活费，所以还是嫌它贵了一点，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但是走在路上，越想越不是滋味——过了这个村，很可能找不到那个店了。妻子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劝我说，“既然喜欢，就买下来吧。”于是我们再回到了那个旧书店，捧回了那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价格并不算贵，同样的书在伦敦起码要贵一倍。

真没想到，来到英国，看到的第一本书竟然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这正好应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次经历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以后在英国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又碰上了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在布里斯托尔，在巴斯，在加的夫，在牛津。有一天在伦敦的一家旧书店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将两个大书架上有关中国的书全都翻了一遍，正想要离开的时候，一张熟悉的照片忽然映入了眼帘。我几乎在一瞬间就认出了那就是杭州的中河，因为那照片上的运河、船和两边的房屋，正是我梦中的童年景象。一查相关文字记述，果然分毫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外国人对于杭州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似乎全都跟运河直接或间接地有关。

我最早读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早在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就在他的书里作了详尽的描述：“杭州城里运河密布，共计有12000座桥梁，元朝的可汗下令每座桥都派十个士兵把守，以维护社会治安……”这个“东方威尼斯”的繁华和“人间天堂”的美丽曾使得多少西方人为之瞠目结舌，倾慕不已。但我刚刚读到这些描述时，老实说很难相信。我从小在这个城市长大，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桥？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甚至还曾在文章中嘲笑过马可？波罗这种幼稚而夸张的描写。然而当我后来看到，类似的描写不断出现在那些19世纪后期来杭州的西方人笔下时，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

例如1870年来到杭州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戴维？N？莱昂在其《1870年杭州日记》中就证实，在19世纪后半期，杭州城里街道极为狭窄，不能够行车，所以日常的交通运输全靠运河中的船。根据他的记述，杭州城里当时确实是水道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石拱桥随处可见。那些河流水渠不仅是连接城乡的主要通道，也是城市间旅行的主动脉。例如西方人要从上海来杭州的话，坐船是唯一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莱昂本人就是坐船沿着大运河从上海经嘉兴来到杭州的，在艮山门进入城内之后，他的船又沿着东河继续向南经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最后在万安桥的码头下了船。在那儿，一位资深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迎候莱昂一行，并带领他们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了上皮市巷的美国北长老会所在地。

毕晓普夫人也写道：“在1897年，总共有2755条由中国人拥有或驾驶的汽轮拖着7889条客船，即运载着605名外国旅客和125000名中国旅客，穿梭于杭州、上海和苏州之间。”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开始明白，原来在清末民初时，杭州城内的水道确实比解放以后多得多。只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杭州大力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移风易俗，填河造路，这才使得水道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看着这些老照片和西方旅行家对运河的描述，勾起的是我对故乡的感情——那熟悉的运河、熟悉的小船、熟悉的房屋、熟悉的身影，分明就是我童年对于江南水乡的记忆。

江南忆，最忆是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