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嫁:我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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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我参与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婚姻中成长，如今我也有了婚姻，更觉得其中有一大段心事，反反复复，层层叠叠……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母亲穿着租来的白纱礼服，新做的发型像伊莉莎白・泰勒在《朱门怨妇》中的造型，她将嘴唇描得小小，眼睛画得大大，以至于在照片中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结婚照有时看起来像毕业照，明明扭捏不安，却得庄重自持。迎娶车队从屏东开往潮州，一向会晕车的母亲，往车窗外掷完扇子，先哭了一阵，然后一路吐到父亲的家。一夜未眠的她，眼泪与秽物弄脏的心爱的镶珠手套，那手套是她走遍屏东市委托行才找到的。
结婚照中的父亲，穿着粗条纹西装，梳着七分头，油油亮亮，这一身亮丽的打扮还是难掩他忧郁的气质。那年他二十五岁，长得像詹姆斯・狄恩，爱打网球、捧球，常常泡电影院，有一本粉红色的日记簿，上面记载他的恋史、彷徨，还有几首短诗。他原有个女朋友，只因八字不合不能结婚。那女子是他在球场上的搭档，长得健硕活泼，可惜这段恋史终究成为遗憾。听说结婚前一夜，父亲在天井里兀自抽烟沉思，一直到天亮。照片上的他，眼眶下陷，比母亲还小的嘴唇似乎微微颤抖着。
婚姻的开始通常是甜蜜，哪怕是陌生的男女。婚姻将他们自然定格为男人与女人的一对一关系。刚结婚的父母亲不知如何称呼彼此，婚前总共才见过几次面，说的话不到二十句。母亲说到这里，抿着嘴说：“我总喊他‘喂’，要不然就靠近他身旁，直接把话说了。”婚后好几年，父亲才喊母亲“林妹”母亲则喊“矣 欠”，那是发语词，也像惊叹号，就暂充名字。
我总爱问：“难道就没有比较浪漫或者有点甜蜜的事吗？”母亲又抿着嘴说：“就那么一次，我说天凉了，没有大衣穿，其实我也并非那么需要一件大衣，不过有件事可以共同说说也是好的，看他为我做事，心里总是欢喜。你爸爸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面上一阵乌一阵暗，过了不久，他把大衣给带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那件大衣足足花去他一年的薪水。他那个人哪，很深意。”
婚后一年，大姊降生，刚做爸爸的父亲，对小婴儿充满新奇细腻的感情，他在日记上写着，“趴在床上看着小小的婴儿，不相信那是我的孩子，就为这不相信，发呆很久。”父亲的日记大约在大姊满岁时中断，因为过不久我就降生了。
婚姻的开始其实是充满险境的，年轻是致命伤，性别差异是致命伤，不认命更是致命伤。有好几次，母亲半路拦下父亲的脚踏车不让他出门，父亲推开她，还是走了。这一走，非到夜深人静不可，他总是躲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场电影。也许是电影看得太多，给大姊取的名字有点洋味，只因迷上艾娃嘉娜，大姊的名字也有个“娜”。
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就常跟父亲赌气，离家出走。出走这件事在那时的女人心中，大约带着轰轰烈烈的性质。她不见了，她自由了，她恐慌，她思念、着急、担心，于是她又回来了。这种短期的抗议带着一点毁灭性，也带着一点甜蜜，一直到她发现这行径无济于事，才不再兴起离家的念头。
对于这种抗议，父亲通常没有反应，应该说不知如何反应。他自己的母亲曾经为了向配偶表示抗议而离家二十年之久，他习惯了，因此母亲只有无趣地自动回来。记得有一次在街口玩，看到好几天不见的母亲突然出现，手里拎个包袱，她牵着大姊和我，各给我们一个牛博士泡泡糖，我那进还觉得挺高兴的，在妈妈离家出走后总会得到额外的礼物，一个牛博士泡泡糖要五毛钱哪！
如果在婚姻中，女人要在男人身上寻找浪漫热情，男人要在女人身上寻找温柔体贴，那注定是要失望的。我们常看到的是，女人结婚越久越强悍，男人越来越古板无趣―――生了五个孩子之后的母亲，也许觉悟到这点，因此变得强大起来，她不再离家出走，转而要重整这个家。那时的台湾也开始变了，人们一面喝美援的牛乳，穿外国救济的衣服，一面盖工厂、开商店，一时之间，家庭中冒出许多时髦的东西，席梦思床、咖啡粉、假睫毛、冰淇淋、牛油面包……
也许母亲闻到这股新鲜的气息，她把家里的厢房改成商店，把猪舍夷为平地，柴房扩建为小朋友的房间，于是，一家规模不小的药局开张了，她变成镇内最年轻的药房经理兼药剂师。颇通药理的母亲开拓了另一条财源，使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拥有第一部电话、第一台电冰箱、第一台电视机，还有许多奢侈的进口衣服。
在经济上，父亲渐渐变成次要的角色，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母亲的魄力与才干。从那时起，他常带着钓竿失踪一两天。不过，从海边回来，他总边打瞌睡边看店，有时还帮忙进货，打扫环境。据母亲说，这是她感觉一生中最如意的一段时间。
三四十岁的婚姻的疲惫期，男人觉得壮志已消却不服气，女人觉得青春不再却不甘寂寞。当我知道有人暗恋着父亲，紧张得常做噩梦。那个女人不漂亮，却很年轻、很清纯，她常带我们出去玩，教我们唱歌，在父亲面前却含羞不语。那时年纪尚小的我，抓住一些事实的尾巴，加上许多幻想，事情就变得具体真切。每当看到那个女人，我心里既感激又痛恨，感激她了解父亲不为人知的好处，痛恨她故意讨好我们。也许这一切都是幻想，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十岁的女孩，她已足够监视父母。
据我的监视，父母亲应该没有背叛过彼此，一方面是他们的道德观念太强，一方面是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每当父亲因公出差时，总是带着一两个小孩，每到一个旅社，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母亲，同行的人都笑他带小孩很不方便，从那些旅游活动里，我知道一些已婚男人的婚外游戏。常常是我们正要入睡时，同行的人来问父亲要不要参加“特别节目”，父亲总说：“不行，有小孩在呢！”年幼的我依稀体会到特别节目不是什么好事，夜里醒来几度找寻，父亲总是在房里。一直到读大学，孩子们还是喜欢到旅馆去“突袭”他。后来，出国旅游机会渐多，他每到一处便给家人发一张明信片，张张都是工整的钢笔字。他都是这样度过异地的漫漫长夜吗？
然而，我总想在父母之间找出一些浪漫美丽的爱情事迹，结果常令人失望。他们跟一般的柴米夫妻并无两样，闲时静静相对，怒时互打“冷战”，他们甚至从来不过结婚纪念日，也很少相偕外出。只是，备受母亲呵护的父亲，体态容貌比一般人来得年轻，除此之外，毫无蛛丝马迹。只有一次，当祖父合目去世那时际，全家人慌乱悲泣，父亲却避而他去，只见母亲镇静地替祖父梳洗换衣，额上的汗水一颗颗掉下地。等到一切就绪，才见父亲出现，脸上的皱纹加深许多。我第一次对他感到失望，母亲却淡淡地说：“他心肠太软，怕见死亡，纵使是父亲，也不敢面对。我可以替他，我不怕！”这时我才稍微了解，夫妇之间的包容可以到什么程度。
转眼四十年就过去了，他们两人在面貌、身材、脾气、地位的竞赛渐渐打成平手。年轻时，母亲丰满艳丽，父亲清癯斯文；中年时，母亲七十公斤，父亲六十公斤；老年时，两人体重居然一样，都是六十九公斤，面貌一般慈祥，脾气一般平和，地位互相制衡，这历程可得花上四十年。
当我第一次带德古到家里时，德古与父亲都是木讷的人，两个人却相谈甚欢。母亲在一旁耳语：“你不觉得他有点像你爸爸？”看着那两个越看越像的男人，我仿佛穿透三世的时空，不由得一阵悲一阵喜，原来所谓的姻缘竟是这样子的！
我原有过独身的打算，也曾发过两个誓：第一，不当老师；第二，不嫁读中文系的本省男人，因为他们最有大男人的嫌疑。没想到，拖到三十来岁还是攻进围墙，而围墙里的那个男人，居然既是读中文系的，又是本省籍的。最可笑的是，我也辗转曲折地执起教鞭。造化戏人，这些事给我最大的教训是：最好少发誓。
结婚那一天，母亲拿出她当年出嫁戴的手套，我套上它。它洁白如新，乳白色的小珠珠，好像是泪水凝结成的，我仿佛看到母亲离家时哭泣的面容。我问母亲：“您认为爸爸是个怎样的人？”她想了一下说：“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修养的人。”这不太像是妻子的评语，比较像是老师的评语。我又问：“那您觉得德古是个怎样的人？”他说：“太瘦了！不过是个好人，你放心去嫁吧！”
母亲为我戴上手套，婆婆却送我一大束玫瑰。在婚礼进行中，我比任何一刻都迷惘―――也许婚姻就是这样，明明知道玫瑰有刺，却要去捧它，当然，最好是戴上手套。
王琼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周芬伶散文精选集》（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