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代创作转向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余华代创作转向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余华的小说创作，在1990年代进行了一次回归性质的转向。本文试图从总体上来进行一次概括，对比余华前后期创作特色，分析转向前后作品的异同点，并探讨作家创作转向的原因以及转向对作家本人创作的意义。

关键词：余华；小说；转向；坚持；回归

20世纪80年代前期登上文坛的余华，在经过了几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后，在90年代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一部部震撼人心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显现出与上一时期不同的特色，显示着作者进行了一次大的创作转向。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

余华的前期作品《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大都是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叙述者如同一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他（或她）虽不在小说描绘的一切场合中出现，但他（或她）却无所不在，全知全能，告诉读者在这一切场合里所发生的形形的事件，这样文本就成了“完成式”叙事，故事展开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脱离了关系，从而拉开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造成了一定的陌生化感觉。这与他前期表现的主题密切相关。最初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化身，是嗜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此时余华眼中的世界是人的丑陋本性泛滥和到处充满血腥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余华试图通过第三人称客观地描述这黑暗的世界，来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也让读者触及到人性的真实。

除用第三人称外，余华前期作品有时也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此时第一人称我还只是单纯地充当故事叙述或抒情的主人公，没有更多叙事结构上的考虑，表明作者此时对叙事视角还处于摸索阶段。

而余华转型以后的小说就不同了，叙述视角有了明显的变化。《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中的“我”不同与前期作品中的“我”了，“我”是处于回忆中讲述故事的“我”，从而使“我”并不代表同一个人和同一个身份，而是具有了双重身分：一是作为叙述主体的“我”，即故事的叙述者，他几乎是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另一个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即故事的主人公孙光林。时间上的“我”亦有不同，一个是在这个过去发生的故事中充当角色的“我”—— 一个受冷落歧视的孩子；一个是现在讲故事的“我”——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叙述视角，一为叙述者“我”目前回忆往事的眼光（叙述自我视角），另一个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经历事件的眼光（经验自我视角）。余华意识到两种叙事视角的优缺点，达到兼采两者之长，力避二者之短。因此，当作者以今天成年人的视角来叙述往事时，孩提时代的愤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了，当年残酷的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就使小说呈现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12]

《活着》的视角也出现了变化，第一人称“我”并不是代表同一个人物，而是两个人物，一是听故事的“我”，也是表层叙述者采集民谣的“我”。二是讲述故事的“我”，即采集民谣的我在乡里碰到的那个老人（福贵）。在这部作品中第一个“我”只是一个听众、见证人、旁观者，是“伪叙述者”（相对与真正的故事而言），他主导着故事的进程，引出别人的故事。后一个“我”是“真叙述者”，既是故事者的真主人公，又是故事的直接讲述者，讲述故事时用的也是第一人称，显然这才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小说主体，即第二个“我”。作家正是采用这种叙述视点转换的办法，避免了“我”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物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物内心深处的弱点，从而便于描写人物的种种微妙心理，而且通过人物视点灵活多变，也弥补了视点限制叙事的不足，扩大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容量，避免了前期采用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平铺直叙。

二、叙述中的情感态度升温

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如《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叙述者常常以极为冷静、极为耐心的语调对一些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杀伤、剥皮、肢解场面进行工笔描绘，让人感到一种透彻骨髓的冷酷和残忍。作家屡屡安排自己的人物被苦难所折磨，他也时常为人物的命运而伤心落泪，但他还是残忍地如此安排了，冷酷的耐着性子叙述了，因为他知道冷酷要求他这样，世界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些。

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这种冷酷的程度在减弱，而温情逐渐增强起来。福贵的五个亲人全部死去，连失去了父母的外孙苦根也没有放过。说起来余华也是够残忍的了。但是，作者不在像早期作品那样残酷的展现死亡的恐怖过程，而是以温情悲凄的语调重复亲人的离去：“家珍像是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家珍捏住我的手凉了，我去摸她的手臂，她的手臂是一截一截的凉下去……她捏住我的手后来一松，就瘫在了我的胳膊上。”如此的安详、如此的平静，话语间传出了一份惋惜、一丝温馨。在传统的叙事模式下，一个人的死亡常常生发出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达到某种情感教化或主义宣传效果，而余华笔下的人物死亡，就是生命的消失，在抽去了政治与情感的内涵之后，生命本体的意义便突现出来。

许三观在每次遇到灾祸时去卖血，这是一种残忍。可作品在叙述残忍时用了一种温情的笔调。许三观吃的盐是河岸的人家送的，同时还有人送了三壶热茶：“盐吃不了你就带上，你下次卖血时还用得上。茶水你现在就喝了，你趁热喝下去。”许三观借猪的热量取暖，是远方来卖猪的老头儿主动提出的：“如果你不嫌弃，我就把这两头小猪放到你被窝里来，给你暖暖被窝。”好心的人们以自己热情善良的行为与朴实亲切的话语，给了许三观以同情和援助，使作品增温不少。

以温情冲淡冷酷，使作品呈现出暖色，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处处可见。许玉兰坐在门槛上哭诉时，街坊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关心询问；许三观看在一乐叫了他九年爹的情分上，决定继续收养一乐；许三观反复用“做人要有良心”的朴素道理，劝说一乐去为何小勇喊魂：“怎么说何小勇也是个人，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这些温情的话在作品中多次重复，便说明余华原来冷酷的自我在不断的退后，笔下人物的温亲话语不断强化，而真正的自我依然执著地存在，而且变得宽广起来。

三、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增强

八十年代的余华的小说更多的是为了传达一种思想，一种理念。虽然也曲折的反映了现实，但毕竟与现实还隔着一层。所写的人物大多为异型人物，如疯子、神经质病人等，人物只是作家对人生的抽象理解的“传声筒”，而转向后他将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描写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最本真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改变了表达方面过于技术化的一些东西，吸取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性。转型前的作品淡化背景，现在的作品就比较重视作品背景。

九十年代的作品中几乎所有事实都是在历史现实层面来展开的。孙光林回忆他潮湿、 寒冷的乡村和家庭，他个人的不幸和寂寞的成长经历（《在细雨中呼喊》）；在《活着》中福贵身边亲人的一个个离去，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次次的卖血，串起了一个又一个变动的时代。他们组成了民间对历史的记忆，他们的苦难，对苦难的忍受都是历史加给他们的经验。这时候，余华笔端的事实就表现为通过人物生命的苦难与悲欢过程恢复一段真实的历史。对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理解，怎样在历史的空间里描述苦难的事实以及对苦难的忍受，是余华九十年代作品的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余华.灵魂饭[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2.

[3]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