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人像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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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中的纪实人像，一般是指对人物性格命运真实写照的人像，往往带有叙事背景的现场环境，所关注的是人之生存状态。是和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就摄影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实现对人(作者和被摄者)的负责。优秀的纪实人像摄影作品应该起到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让观众在阅读照片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生活的真实，画面的生动，同时还能在由衷的哀痛或会心的微笑中体会到拍摄者之良苦用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意义，进而使其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

从艾森斯塔德、伯克・怀特到戴维森

在世界摄影史上，不乏优秀的摄影家在纪实人像方面留下的精彩片段。比如被称为“新闻摄影之父”的阿尔弗莱德・艾森斯塔德是最早促进和身体力行进行纪实摄影报道的先驱者之一，他擅长于用纪实人像的表述空间，展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每次外出采访，他总能带回有用的照片――这些都是不背弃个人见解或政治立场的照片，这使他的作品以“艾西的眼睛”之称而闻名于世。当然，他最出色的主题就是人类的生存。他从不摆布和加工他的被摄对象，而是在当对象放松了他们的戒备之后用照相机窥视公众面具后面的私密心态。有评论说：他的照片之力量在于其构成因素的朴实无华，其人像作品揭示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被拍摄者是否著名。他的照片具有亲切感，能使观看者也参与其中，仿佛站在摄影家身边看着他拍摄。

同艾森斯塔德一样，女摄影家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作为《生活》杂志的记者，度过了她摄影生涯的大部分时光。她是当时最顽强和最富冒险精神的摄影记者之一，她用极富有感染力的作品告诉人们，如果一幅人像作品没有涉及到被摄者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同其他人的关系，它就是有缺陷的――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她的纪实人像摄影的观念。她曾受《生活》杂志委派到印度，在那里拍摄了圣雄甘地，并且在甘地被刺之前，曾采访了他几个小时，留下了纪实人像的经典之作。

还有如玛格南图片社的美国摄影家布鲁斯・戴维森，通过许多纪实性的人像故事，包括一个在旅行中的马戏团、一伙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人权运动和纽约地铁网等主题，证明了他是对普通美国人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自从1958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后，他将拍摄计划不断延伸，出版了对黑人住宅区研究的《东部100号大街》，同时导演了多部电影。在1978年出版的《布鲁斯・戴维森摄影集》中，摄影家描述了自己拍摄马戏团的经历，文字中透露出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同情。

史密斯与理查兹的人道主义关怀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W・尤金・史密斯，这位美国摄影家在1945年的日本冲绳拍摄时受了重伤，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恢复之后，他于1947年至1954年间继续为《生活》杂志工作。他在身体恢复之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走向天堂花园》成了他最著名的照片之一。画面上是摄影家年幼的女儿和儿子出现在森林小路上，背对镜头走向森林外灿烂的阳光，将父母对儿女深沉的爱转换成人类的博爱，从而使这张照片成为《人类大家庭》影展和图片集的压轴作品。史密斯在为《生活》杂志工作期间，发表了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纪实照片，大多都是以人像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包括《西班牙村庄》、《乡村医生》、《助产士》以及表现在非洲为麻风病人治病的医生艾伯特・施韦策的专题报道。最重要的是，尤金・史密斯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爱心的摄影家，因此，在面对摄影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他特别声称：“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我能成为曾经梦想过的艺术家，一定会很幸福的。但是，我却是一位杂志摄影记者，在我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同时，还不能不作为新闻记者去获取素材。”他以自己的良心为纪实摄影注入了深厚的爱的力量。

美国摄影家尤金・理查兹出现在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记者行列，被人称为继尤金・史密斯之后，当代最著名的“同情关怀型”摄影家之一，并且获得尤金・史密斯纪念奖。

年轻时的理查兹曾师从美国著名摄影家米诺・怀特，后来作为自由职业摄影师向《生活》、《纽约时代》等杂志投稿，直至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他拍摄的关于贫穷、暴力、栽培等催人泪下的照片曾使无数人的心灵为之震撼。前些年，他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组非洲导盲儿童的人像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这片土地上的灾难，引起人们更多的联想和思考。

他还在一本题为《我的美国》画册中，充满情感色彩地记录了美国人家庭的生活现状，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今天，理查兹的作品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在明天将会成为经典……在当今的美国新闻摄影家中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萨尔加多留给我们的启示

纪实和报道摄影家应该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他们十分关注被主流社会忽略、歧视、误解、损害的普通人、边缘人，并且充满理解和同情。他们用镜头去刺探被摄对象，决不是要恶意暴露、追求刺激，他们把一帧帧催人泪下的画面作为关怀和爱意的礼物奉献给被摄者。而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关注镜头中的民生，让劳动者的华丽画面竖起卑微者的尊严……这就是巴西摄影家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他曾在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迫流亡法国。带着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背景，他后来成为玛格南图片社的重要成员，并在1993年出版了《劳动者》一书，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这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著名摄影家。这位经济学博士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他那些以温柔的方式，精彩的构图和恰到好处的光线完成的作品，不仅显露出经济学家的独到眼光，而且其作品通过对人类灵魂和历史的巨大穿透力而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摄影家，萨尔加多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对人类大家庭，尤其是劳动者的生存状态给予特别的关注。从非洲的撒哈拉难民营到巴西金矿，从卢旺达茶场到科威特油井，他通过照片把尊敬献给了地球上最孤独、最容易被忽视的人。正如萨尔加多所说：“人是美的，人的尊严是不可蹂躏的。这些苦难的人并不丑陋。我以尊敬的心情审视被摄人物。”前几年，萨尔加多完成了一个题为《人类家庭的迁移》的拍摄计划，并在上海拍摄了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摄影家镜头中纪实人像的感召力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摄影，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毫不留情地给摄影文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后来群众性摄影活动的普及和开展，无疑给中国摄影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以后，中国摄影进入了“传媒时代”。高科技、数字化以及网络空间的逐渐拓展，使中国摄影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摄影视觉语言的探索上。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得到了更为规范化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解海龙的《希望工程》，这成为纪实摄

影的典范。1990年，出生于河北农村的解海龙在家乡的贫困地区创作，当他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口号时，心口一阵战栗，从而唤起了他以往关注孩子关注农村教育的生活与情感积累，加剧了他要拍摄“贫困少年失学”现状的愿望。接下来他便主动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取得联系，接受委托为希望工程拍摄图片。这一干就是3、4年。他用那饱含汗水、热泪与真情的镜头，对准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开始了对希望工程纪实摄影的艰苦跋涉。

我们看到，90年代初解海龙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顶风冒雪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春节都在农村度过。几年过去，解海龙走访了安徽，湖北、山西、河南等16个省、40多个县的150余所农村中小学，行程4万余公里，接触了上万个孩子，拍摄了3000多张底片。

199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新闻会，把解海龙的40幅照片共50套分发给新闻界，海内外报刊争相发表，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半年后，“希望工程”收到捐款达1亿元，为前两年半的8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海龙是以摄影影响国策的第一人。这以后，解海龙的名字与海内外摄影名家排列在一起。人们成群结队地参观希望工程纪实摄影展览，含着泪水奉献出爱心，纷纷为希望工程捐款。1994年1月，解海龙希望工程纪实摄影进入人民大会堂展出，促进了“百万爱心行动”、“1(家)+1(失学儿童)”救助行动的深入开展。

希望工程纪实摄影除了题材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之外，还包含着摄影家对拍摄题材与主题的独特把握、拍摄手段的运用，以及作品流露出的个性、情感与意识。这些构成了希望工程纪实摄影所特有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力量。正是基于这样深厚的基础，加上现代传媒的传播力量，从而演绎成中国社会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无论男女老幼，都曾被这些纪实的力量所感动，其影响力之大，始料未及。尤其是拍摄于安徽省金寨县张湾小学的这张名为“大眼睛”的照片，一时间让这个渴望学习的女孩家喻户晓，一跃成了公众人物。她那一双清澈无辜的大眼睛，不知让多少人同情流泪，唤起多少人的爱心，顿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捐助希望工程的狂潮，善款善物纷至沓来。凭什么一个女孩就能牵动着这么多善良人们的心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纪实人像摄影的感染力有时竟能激发如此巨大的能量。

8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摄影家继承和发展了纪实人像关注人物性格命运这样一种优良的传统，留下了同样可以传之于世的精彩画面。

比如袁东平，1992年作品《被遗忘的地方》(精神病院)曾获美国“年度照”(POY)杂志图片故事类优等奖。它是国内少有的对主题的选择和揭示达到一定深度的系列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其独特的摄影语言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刻揭示。而《精神病院――袁东平摄影集》出版后，在摄影界甚至美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是“极具温暖厚实之人文气息的”经典之作。

这使我想起了玛丽・艾伦・马克这位玛格南图片社的成员。凭着对社会底层的关心和洞察力，在1976年的时候，35岁的马克和另一位女摄影家一起在俄勒冈州的精神病院中唯一的女性禁闭室里“禁闭”了36天。这个病室的患者被认为对她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具有危险性。马克全然不顾，终于以被评为年度最佳摄影集的《81号病房》中的87张黑白照片，向社会展现了这些灵魂崩溃者的真实世界。马克以她敏感的心、锐利的眼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捕捉到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反应，而且更加深入地将人类灵魂的脆弱和受伤的痕迹完全披露出来，以此向社会呼吁：疯子也有不可抹煞的尊严，她们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关心与照顾。

许多年后，袁东平同样深入了精神病人的领域，也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拿出了中国的“81号病房”，尽管它们所引起的反响不如马克的作品那么巨大和激动人心，但是摄影家已经完成了一次生存的长途跋涉，他所获得的启迪是别人所无法经历的。

纪实人像摄影的审美

纪实人像摄影在20世纪后期的延伸和发展，继续形成多样化的风格。尤其是优秀的纪实人像摄影作品，往往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特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这一重要的特征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摄影圈遵从的范本。其实，只要是摄影，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由于人的参与，就必然带上情感的因素。因此，纪实摄影最重要的创作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首要社会功效就是，由目击者(也就是摄影者)向千万个不能亲临现场的人们传递特殊的情感，引起他们心灵的战栗或慰藉。它不像风光、人像等其他艺术摄影题材所带给人们的纯美学意义上的感动或震颤，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抽取最敏感最撩拨人心的瞬间，让你不由自主地为这个星球或悲或喜，坐立不安。

纪实人像的更多可能性

在纪实人像摄影的新领域，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家人的肖像纪实。这些摄影家十分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空间变化，以自己的亲人为对象，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逼近，记录了人与人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生命历程。日本摄影家古屋诚一通过照片表达了对妻子的怀念，同样也使他妻子的形象得到了永生。年轻的女摄影家艾丽诺・卡鲁西出生在以色列，用照相机跟踪自己的身体和她的家人，以细腻而逼真的角度，通过爱的方式不断靠近家庭的生活，并且以非常自然的手法让家人面对甚至只有几英寸距离的照相机，具有非凡的开放性质。而摄影家比特・赫格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5年时间里拍摄他的恋人、妻子斯凡波格的生活画面，而且事无巨细，全方位记录了原本属于私人空间的所有生活场景。尽管一些作品流于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是他对生活和爱的理解，远远超越了老一辈摄影家所可能面对的禁忌。

的确，人类的命运千变万化，但是只要摄影家的镜头成为人物性格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么，纪实人像的价值自然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