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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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24日――也有人称它为“平安夜”，我却在电脑前耗费了整个夜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几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在我面前互相打闹而过，掀起的轻风里带着可乐和巧克力的味道。我想，这个城市今晚一定很热闹。
出租车上的收音机播放着欢快的圣诞音乐，秃顶的司机兴奋地向我炫耀今天生意好得车门都几乎被拉掉。我慵懒地靠在后座上，一边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一边沉醉于这个灯火撩人的夜晚。
窗外的灯光刺激着我的眼睛，世界越来越像一个荷尔蒙分泌过多的青春期男孩，躁动、疯狂，而且变化多端。我很赞成那句话――“从此以后，一切历史都将成为世界史”。所以我想，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对庞杂混乱的大历史来说，他的故事都将是一个不显眼但很有益的注脚。
一
仅仅在8个月前，我还是一个躲在长沙某个角落里玩弄文字组合游戏的26岁青年。虽然我有一份正当的媒体工作，但前者更让我享受到思考的乐趣和赚到足够的零花钱。
当我以为我将一直如此生活下去的时候，3月份，一封来自广州的快递让我暂时搁置了这个想法。一位久未谋面的大学同学给我寄来了几张当月创刊的《南都周刊》概念封面，并附带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怂恿我可以到那里一试，那样两人就可以相聚广州，延续大学时散漫潇洒的生活。
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加上那几个名为“秦朝到清朝的娱乐和生活”的创意封面确实有那么点意思。第二天，我在一台墨汁飞溅的破打印机上捣鼓出一份简历，照着地址邮了出去。
大概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复函，说欢迎我的加入。大概又过了半个月，我带着一箱书和一袋衣服，离开了长沙。
一直以来，我对一切新的事物都怀着无法言表的期待和兴奋，并喜欢搭建恢弘磅礴的构想。我想这并非我独有，84年前，年仅24岁的布瑞顿・哈登和亨利・鲁斯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同样坚信自己一定能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就是后来的《时代》。
虽然此前这些陈旧的史料时常让我激动无比，但我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乐观去挑战经典。我深知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亨利・鲁斯们的时代，全球化、战争、信息革命、文化的融合和碰撞……越来越多的元素在否定着我们原来对世界的理解，并尝试改变我们的习惯和夺走我们俯瞰历史的能力。众多自诩洞悉一切的叙述方式也在繁杂纷呈的现实面前逐渐变得底气不足。
所以，我开始尝试去做一名细致忠诚的记录者，而非姿态和气势先行的概括者。同时，我也愿意去观察并倾听更多的生命个体，构建真实可靠的生活映像。
在观念不断地解构和重组中，我在2006年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介入了这座城市和这本当时尚鲜为人知的杂志。
二
采访吴幼明是我到广州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这个32岁的湖北黄石警察，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5月的一天，第一次去找吴幼明，我走了很长一段废弃铁路。由于他的出格行为，他被调到这个僻静的乡村派出所。见了面之后，他并不急于谈论最近让他麻烦缠身的“帖子风波”，而是带我去看他办的民刊――《水沫》。这本由他自费出版的半年刊，从几乎全部送人到接近收支平衡，他用了5年多的时间，但他显然不介意这一点――在原定采访的那天下午，他与我大谈“中国新小说”。
后来，我还在他家中看了他参与演出的纪录片《水沫・人》、《生活在别处》以及电影《东风破》（2004年，导演卫铁，此片入围“韩国汉城第二届亚细亚国际短片电影节”）等。
吴幼明在里面近乎原生态的演出，让我看得饶有兴趣。
吴幼明为他的特立独行付出了代价――参警12年来仍然是一个最普通的基层民警。但他仍很满足并执着于这样的生活。在我离开黄石的7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一封邮件，他告诉我他又在网上发文了，名字叫《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针砭当时讨论得火热的国内户籍制度弊端。
帖子照样引起轰动，还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据说吴幼明后来再次被排挤，连调查户籍等最简单的工作都不让参与了，只得终日处理一些村民间鸡毛蒜皮的摩擦和矛盾。
不过他告诉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结婚了，生活很甜蜜。我对着电脑屏幕微微一笑，觉得这哥儿们真逗。
三
2个月后，为了凑一下中国俄罗斯年的热闹，我想采写一些俄罗斯人的在华故事。我遇到了一位苏联解体时期在中国的俄罗斯留学生，他叫伊利亚。
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访华使双方对彼此的热情和兴趣空前高涨的时候，21岁的伊利亚正在坦塔什干国立大学的宿舍内兴奋地整理着行李――他将赴中国留学，那个魂牵梦绕了他十多年的东方古国。
然而，他的祖国苏联却在两年后解体了，她曾经是如此强大和令人自豪。伊利亚度过了生平最伤心的圣诞节，后来还在政府更易后失去了资助，吃了三个月只有一包调料的华丰方便面。
幸好，15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商人。但他对俄罗斯的感情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他对祖国的失望以及对中国的偏爱。他能熟练地耍太极，喜欢收集佛像、古书籍和品上等普洱。他对这个异国充满着感情和信心，他甚至打算日后将儿子也接过来，帮忙打理他日渐庞大的中国生意。
我一直怀疑这是他在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客套奉承之辞。后来我发现，伊利亚一直在俄罗斯国内有投资，虽然由于他们国内萧条的经济，他做了很多亏本生意，但他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公民所应该做的。
与伊利亚相似，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对祖国的感情很少靠溢美之辞来堆砌，甚至还让人觉得有些苛刻。但只要国家稍有动荡，他们都会悉数回去，不分能力大小，旨在尽一名公民的责任。
我后来想这是否就是他们的俄罗斯精神？恨和爱都那么高尚平等。那曾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俄罗斯文学，为什么一路上虽苦难缠身，但光芒仍未减丝毫。我想我在这个平凡的俄罗斯商人身上至少发现了部分答案。
四
我从观察中发现了乐趣。后来，我又陆续接触了众多形形的人，包括封顶庞加莱猜想的数学家朱熹平，中国第一个“换脸人”李国兴；也包括重庆高温里无数饥渴的农民，无国界医生（一个为全球提供医疗志愿服务的NGO组织）首个内地人员潘渊，以及住在猪圈里仍训练7岁女儿跑马拉松的偏执父亲张建民……
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为我们所熟悉。2006年也绝不是由这些普通的人去组成，但正是这种平凡的视角，让我有机会去触摸普通人的脉搏，然后告诉另外一些人，有些人是这样生活着的。
他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同时，我也懂得了新闻不是生活，它只是聚光灯下某处被照亮的地方，生活的本意被掩藏在更广阔的阴影深处。在这一年里，我开始意识到那座横跨这两者的桥梁的存在，并试图寻找。
2006年很快要与我们擦肩而过，想必不少好事者又忙于在浑浊而庞杂的历史河流中插上人为的标竿。我们总是惯用标志性的语言去定义过去，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断“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彻底改变了……”也还将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想这不是的，我们无法挑选哪些事情和时刻会被后人和历史谨记，世界只会按照她的轨迹执拗地走着。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种合适的态度去参与并观察这些时刻。
而何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我想答案永远不会是唯一的。
欢迎成为历史，2006。
（作者为《南都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