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与“陶”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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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本是漆器的一种；建盏，则是陶器中典型饮茶器，二者似无关联，然古代工匠却善于借鉴并再创造，将本用于漆器中的边工艺运用在陶器上，使得漆工艺在陶器上大放异彩。

《说文· 金部》曰：“，金饰器口。”注：“，音口，以金银缘器也。”箍金的称“金”，银的称为“银”，铜的称“铜”，还有铜鎏金的。器，始于战国，盛于汉代。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器的记载。《盐铁论 · 散不足》曰：“今富者银黄耳，金罍玉。”[1]所谓“银黄耳”，是说漆耳杯镶嵌有鎏金的铜耳合白银的口缘，意思是说富庶之家使用银器。由于战国时漆器开始使用夹纻胎，夹纻胎胎骨较薄，且口沿容易崩裂，为了加强器物牢固度，在楚国时期的夹纻胎漆器上，就已经开始在这些器物的沿口、底部边缘装上金银或铜箍，名为“器”。金属与器身浑成一体，既起加固防护作用，又使漆器本身更显精致珍贵。从战国晚期以来，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在盘、樽、盒、奁等漆器的口沿上镶有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漆杯的双耳上镶有镀金的铜壳。这就是《盐铁论》中的所谓“银口黄耳”。据《汉官旧仪》所载：“太（大）官尚食，用黄金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2]也验证了当时宫廷和贵族使用的器皿主要是漆器中的器。如现藏于扬州博物馆于1996年在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14号西汉墓出土的“银彩绘几何云兽纹漆耳杯”，该器的双耳镶有银扣，为典型的器（图1）。

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器的制作技术日臻成熟、器物愈加精美。汉代器还有纯金扣、银扣和铜扣。考古发现汉代器银扣、铜扣和鎏金扣比较多，而金扣较少，仅此在南越王墓发现了2件金扣漆器，十分珍贵。器不仅为有身份的王侯贵族使用，有时还被在祭祀中用作礼器。如《后汉书》所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3]

用金属镶器口，本是出于实用功能目的对漆器器口加以处理，既保护了器口不致过早地损缺崩坏，又能起到装饰作用，还能显示使用者不凡的身份。这一工艺技术，后来被移植到瓷器中，五代中，钱氏吴越国就向中原王朝进贡一种“金越器”，如《宋史》载吴越国钱氏太平兴国三年进贡的情形：“三月三日……金藤盘二，金雕象十，银假果树十事，翠毛真珠花三丛，七宝食案十，银樽罍十，副焉，金越器百五十事，……银大盘十……”[4]这种所谓的“金越器”，考古发掘中已有出土，如苏州七子山五代钱氏贵族墓中出有一件越窑青瓷碗，釉色莹润如玉，口沿用金边，证明古籍中所载的“金越器”为真实可信之言（图2）。

建盏使用金银，史料记载极少，倒是存世实物颇多。而建盏中之“器”，往往都是建盏中的精品。日本的文化厅、德川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均藏有为数不少的宋代金银建盏[5]，其釉色大多属于“油滴天目”类。这些金属与建盏口沿镶嵌紧密，工艺精湛，浑若天成。边一般外口沿略高于内扣的边，并且这些边在剖立面上，中脊略微凸起，向两边则渐趋薄，是因为镶嵌上器口之后，之边缘与器壁更趋平缓、过渡平滑，让使用者口唇的舒适度增加并避免有过强的异物感。

建盏使用边，其最初的设计，绝非是为了装饰而装饰。在诸多中国传统器具设计中，许多装饰是对其实用功能的补充和完善。从建盏胎体材料以及烧制工艺可知，建盏的胎体颇为粗糙，胎泥的颗粒较大，不够精细，拉坯后蘸釉，亦是用厚釉掩其胎体之糙。而烧制建盏采用的匣钵正烧工艺，使釉料在高温中向下缓慢流淌移动。口沿本就属于难以挂釉之处，加之釉料向下流动，胎体逐渐显露，尽管在拉坯和修坯阶段均对口沿做了一定的处理，但其粗糙的胎体仍是无法掩饰。这一点，从大量的宋代建盏实物中可见端倪，一些建盏的口沿常见露胎现象，只是口沿的胎体较之盏底的胎体要稍微细致些罢了。对于那些烧成的建盏精品，一方面由于其成器之偶然性，故弥足珍贵；另一方面，这些精品大都作为供御或宋代贵族享用，出于对身份的考虑，上贡者和使用者均会珍视这类建盏，有加以金银以别庶品的心态也就很正常。

现代生理学知识证明，唇是人身体最为敏感的部分之一，用那些口沿稍显粗糙的建盏饮茶，一般人的嘴唇虽或多或少地都会感觉不适，但也不至于到弃而不用的地步。但就那些皇室贵族而言，很可能出于挑剔而不再要建盏入贡。况且有宋一代，号称“郁郁乎文哉”，宋室朝廷对于饮食器具，仍是讲究品位。如南宋叶《坦斋笔衡》记载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6]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7]的记载。撇开宋人以玉比德，故而尚青的审美且不论，究其弃定器不用的主要动因，为“定器有芒也”。定窑采用首创的覆烧工艺，器口沿均不上釉，故而胎体外露，器口有芒，在使用时，讲究之人，自然不愿意接受定器之芒口的粗糙，况且是入贡之物，更是精益求精，定器之落选，也是情理中事。试想若定器以金银缘器口，将这一工艺缺陷弥补，入贡“禁中”，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在南京江宁县牧龙镇出土的宋代秦桧家族墓中[8]，除了有随葬的黑釉兔毫建盏等器外，还有一只定窑的白瓷碗，该器口有银边，银边有“秦待制位”[9]字样，证明确实有用银镶定窑器的做法存在，笔者在上海博物院也曾亲见有多只镶边之定器，可见，在宋代，定器镶一事，已然不是偶然现象。至于是虽“不入禁中”，但在宋代显贵中仍有镶金银的定器大量使用，仍有待更多的史料和文物进一步证实。当然，这些镶的做法，是在“定器不入禁中”之后的补救，还是定器在镶后仍旧落选，“不入禁中”，在这时间先后上，尚需更多的史料与文献进行甄别。据此看来，“定器不入禁中”，可能还有其他诸多因素。

建盏使用金银者，多为上品之选，其使用的对象，显然也是特定的阶层，否则也不会用贵重的金银镶嵌盏口。材料的价格自不必说，工艺上也要求较高，在瓷器上加镶边，没有一定的技艺水平，显然难以胜任。吴仁敬、辛安潮所著《中国陶瓷史》即云：“建窑烧于福建建安……所制之器，以茶具为最著，所谓兔毫盏（亦名鹧鸪斑）[10]是也。日本人，最喜此器，不惜重价求购，以银缘其边，既碎，则用金漆巧缀之。”[11]该段文字是说日本人非常喜爱建盏，购置后，以银缘建盏口沿。在谢明良先生《宋人的陶瓷鉴赏及建盏传世相关问题》一文中，亦考证出此说可信：“《荫凉轩日录》详细记载了建盏装饰金属边所需时间以及银建盏的价格，如明应二年（1493）八月十八日条：‘于银工五藤宅，建盏之金覆轮著付，晚来可出来云云’；延德二年（1490）十一月二十一日条：‘建盏一个，银覆轮，代二百五十疋’”[12]。金覆轮、银覆轮即为金、银。不过，建盏有者，并非全是流传至日本后镶装。韩国新安木浦打捞上岸原定由浙江宁波赴日本途中不幸失事沉没的至治三年（1323）沉船中，就发现宋代建窑黑釉盏镶有金属。[13]显然是在中国大陆装船前，就已经镶好了金属。但是，因为沉船是元代，建盏是应日本人采购而从中国收集而来（元代建盏已近绝烧）的宋代之物，镶这一环节，究竟是在宋代建盏烧成后随即完成，还是在建盏从建窑售出后的后期加工，有待学家在充分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后解惑。并且，沉船中的有建盏胎为白胎泥（图3），与以往烧成建盏的铁黑胎有异[14]，是南宋后期至元建盏逐渐绝烧过程中胎泥取制方法的改变，还是其他窑口的仿建产品，尚待进一步论证。尽管元代斗茶已是衰微，但仍不乏使用建盏的例子，而且尚有边建盏的相关文献记载。如太宗时期的中书令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乞茶因其韵七首》：“萧萧暮雨云千顷，隐隐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江水楚地赊。”[15]，又姚燧《牧庵集》：“吴侯建侔紫铁，表里兔毫铺雪”[16]。前者是使用建盏的例子，后者表明“建”口沿装有金属，据颜色推断，极可能是铜。

从汉代漆器的“器”，至五代的“金越器”，再到宋代建盏的金属边工艺，在中国由漆器到瓷器的工艺转嫁脉络清晰明了、传承有序。而且在建盏的口沿加镶金属，确实能使建盏在功能和装饰上取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这也是中国陶瓷史上极为少见的金属与陶瓷工艺完美结合的范例。无独有偶，将漆艺中的相关工艺方法移植到陶瓷工艺中的尝试，早在唐代就有先例，并且表现得更具胆识和创意。唐代的工匠就曾将漆艺中“金银平脱”和“器”工艺运用于陶瓷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只釉色外黑内黄的葵口瓷碗，在碗的外壁上，就有镂空的薄金属片纹饰，工匠们如何解决外壁金属片与釉料的结合、烧造加工工序如何等，尚待进一步研究，且不论该碗尚且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如金属与陶瓷口沿的结合部有崩瓷现象等），单是这种勇于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就令人敬佩，而烧制成功的碗尤显珍贵，迄今为止，在存世的瓷器中，同时运用两种漆艺技法于陶艺、并烧制成功的存世品，仅发现此一例。古代工匠融会贯通、大胆创新的能力，为中国陶艺的不断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1页。

[2]《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汉官旧仪，卷上。

[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后汉书，卷十八。

[4]《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宋史，卷四百八十。

[5] 矢部良明编辑：《茶道具の世界1· 唐物茶碗》，日本，株式会社，淡交社，平成11年10月29日，初版发行，第8～46页。

[6]《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稗编，卷八十六。

[7]《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老学庵笔记，卷二。

[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江宁县牧龙镇宋秦桧家族墓清理报告》，载于《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第56～61页。

[9] 据“南京江宁县牧龙镇宋秦桧家族墓清理报告”中解释：待制之名首见于唐代，是轮番值日，以待皇帝顾问之意，初非官名，宋方定为官称，在各殿阁均设待制之官，以典守文物。

[10] 兔毫盏和鹧鸪斑是两个不同釉色品种的建盏，作者观点有误。——笔者注。

[11]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12] 谢明良：《宋人的陶瓷鉴赏及建盏传世相关问题》，台湾，艺术史研究所印行，《· 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9期，民国九十九年九月，第85页。

[13] 文化财厅：《新安船》（木浦：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2006），第324页。

[14] 笔者在福建省博物馆拍摄的新安沉船上的建盏图片，两只“建盏”均为白胎，故有疑问。

[15] 元 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乞茶因其韵七首》，收录于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第四卷· 辽金元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16] 转引自谢明良：《宋人的陶瓷鉴赏及建盏传世相关问题》，台湾，艺术史研究所印行，《· 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9期，民国九十九年九月，第81页。

周亚东：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