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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以具有禅意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工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装饰题材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土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堪称一部宋元时期形象而生动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本文拟就南宋吉州窑装饰与市井世俗文化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吉祥寓意的纹饰普遍流行。
吉语与杂宝
吉州窑茶盏中的流行漏花吉语盏,其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柿蒂形(宋《营造法式》中的称谓)漏花。3组柿蒂形内各有4字,通常由“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3组吉语组成。如观叶楼藏及日本大阪鸿池家族传世漏花吉语盏(图1)。另有“金玉满堂”与“龟鹤齐寿”,“食禄封侯”与“长命富贵”等组合的吉语盏残片。此外,观叶楼藏“福禄永昌”吉语盏亦属此类。
第二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漏花折枝花果纹。每组折枝花挂四果,3组折枝果内分别由“金玉满堂”“福如东海”“福禄长寿”吉语组成。广东省博物馆有此类收藏(图2)。最近展览展出一件此类盏,折枝四果内均由“早入中书”组成。
第三类,由动物、植物与文字组成的图案。如永和窑址采集的漏花“福”字和鹿纹组成的六边形开光盏的残片(图3)。又如日本藏漏花盏,其内壁等距分布3组漏花六边形开光(图4)。其中一开光内装饰鹿纹,鹿纹上部为“福”字,因“鹿”“禄”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福禄。与其类似的设计在山西金代瓷枕上也有表现。另一开光内饰竹纹,竹子上方为“寿”字,因“竹”“祝”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祝寿。相同的设计还见于江西德安南宋墓出土的银鎏金帔坠上。第三个开光内似为仙鹤图案,但其上方是否有字,无法辨识。
瑞士玫茵堂藏有一件少见的吉州窑黑釉梅瓶,其腹部以漏花装饰犀角、象牙、方胜、银铤、金砖、玛瑙等杂宝纹(图5-1)。以往人们多认为陶瓷等工艺品上的杂宝装饰入元后才流行,事实上南宋时杂宝已广泛见于各类工艺品了。博物院藏南宋名画《秋庭戏婴图》中,孩童玩耍的尺子上(有学者认为是纸牌)就绘有一组杂宝(图5-2);福州南宋黄异墓出土的尺子上也以杂宝为饰;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还出土了杂宝纹裤;日本鹤冈八幡宫藏南宋堆黑雕漆方盒上有杂宝纹。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背后也有装饰杂宝纹的。
从已掌握的宋代杂宝纹资料来看,其品种较元代单调,主要有犀角、珊瑚、象牙、方胜、圆钱、银铤、金铤、玛瑙等。以上杂宝纹样中,有一种两条长方形交叉的图案,宿白先生早年即考证其为金铤,现有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为宿白先生的观点提供佐证。山东嘉祥元代曹元用墓出土的杂宝画中的这类图案上,明确题有“足色金”三字;另杭州出土的带有“足赤金”“十分金”铭文的长条形金铤,也与上述两条长方形交叉图像特征相同。日本永保寺藏宋佚名《千手观音图》,观音手中托举的杂宝盒中有长条形金铤的形象。玫茵堂梅瓶的杂宝纹样中,有一由3个如意头形组成的品字形图案。宣化辽韩师训墓中的杂宝纹中也见有此类形象。据宋《营造法式》中描绘的胡玛瑙的形象,可知玫茵堂藏梅瓶上3个如意头形组成的品字形图案,表现的是杂宝中的玛瑙(图6)。宋代杂宝中的犀角、珊瑚、象牙、圆钱、银铤、金铤、玛瑙,主要是金银珠宝等稀有贵重材料,均为财富的象征。其中唯有方胜不同,据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有“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著五言八句诗。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的内容,可知方胜被赋予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之意,或用来表示男女情投意合、爱情美满。
上述吉州窑瓷的“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福如东海”“福禄长寿”“龟鹤齐寿”“食禄封侯”“早入中书”等吉语,“福”鹿(谐音禄)、竹(谐音祝)“寿”等图文,及银铤、金铤、犀角、方胜、玛瑙等杂宝装饰的流行,真实地反映了南宋世俗社会对金钱、财富、官位、长寿、爱情、幸福、享乐的普遍追求,是宋代高度商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井世俗“利欲观”的具体表现。
坤牛望月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有一件工艺考究的吉州窑盏。其口沿为罕见葵口,盏内壁两侧分别为漏花形成的犀牛与云月,即人们习称的“犀牛望月”(图7)。台湾鸿禧美术馆和私人藏品中,还见有开光犀牛望月纹(图8、9)。吉州永和窑遗址也曾发现同类装饰残片。从鸿禧美术馆藏犀牛望月纹盏和相关文物来看,犀牛望月的完整经典构图为:犀牛上部是星月祥云,下方为浩大水势,犀牛或涉水中或卧于大水之中的陆地(图8、9)。除吉州窑外,宋金铜镜(图10-1)、厌胜钱(图10-2)、玉器及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瓷器等各类器物上均有犀牛望月纹,这是宋金文物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如何解读此现象,犀牛望月的真实寓意如何?对此人们似乎并不清楚,甚至有严重误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将犀牛望月附会为“吴牛喘月”,典出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这个典故是说满奋因怕风而被晋武帝取笑,自嘲是吴地惧晒怕热的水牛,误认月亮为太阳而喘。或根据宋陈显微《关尹子文始真经注》五鉴篇“譬如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的记述,将犀牛望月引申出“形容长久盼望”和“比喻见到的不全面”之意(见《成语词典》)。事实并非如此。细加研读有关资料则不难发现,犀牛望月应与人们祈求长寿、福禄、财富等吉祥寓意有关。
首先,犀牛望月多与鹿纹组合使用。如鸿禧美术馆藏漏花纹盏(图8)及私人藏鹿纹、犀牛望月双联砚均是如此。其次,犀牛望月纹厌胜钱背面文字也多为“长命富贵”“加官进禄”“金玉满堂”等吉祥语。第三,犀牛望月多与杂宝纹组合,如私人所藏一件南宋犀牛望月杂宝纹炉。
此外,宋金文献的有关记述也可证实犀牛望月确与吉祥寓意有关。如犀牛望月在宋代又称之为“坤牛望月”,宋赖文俊《催官篇》卷二之《评砂篇》:“经曰干马亘天,坤牛望月,艮狗依市,巽鸡鸣阙,天柱发四维之气,而功名唾手,此之谓矣。”从金元好问诗“虢驿传家信,坤牛玩吉占”可知,坤牛乃吉兆之相。占曰:犀之为物,上能通天下能分水,科举梦此子丑联捷;征伐梦此水战大胜;出行梦此遇险得济;疾病梦此服药必痊;商贾梦此涉江泛海必获珍宝之奇货。
“犀牛涉大水”不仅象征着生活中的种种吉兆,而且为我们解开了犀牛与浩大水势经典构图之谜。至于犀牛“上能通天”之神力,则为星月纹的设计找到了答案。总之,“坤牛望月”这一图像几乎包揽了宋金时期人们对科举、征战、出行、健康、经商等所有方面的美好期许,这就是宋金时期犀牛望月题材流行的原因。
狮戏
江西在川草堂藏有一件罕见的釉下黑花双狮戏球纹长颈瓶残器(图11)。杭州南宋太庙遗址也出土了此类装饰残片。杨永德捐赠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的诗文枕上,也装饰狮戏球纹(图12)。
狮戏球还是宋金时期其他窑口和各类工艺品的流行题材。其或以狮形塑为瓷枕,或于瓷器上绘狮戏球图案。狮戏球纹饰和造型在金银器、丝绸、建筑等方面也有应用,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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